和錢谷融先生在一起，總是特別放松，身心愉悅，如沐春風。我想，這肯定不止是我一個人的感受。

2016年冬，在北京第九次作代會上，又見錢先生。作為參加這次會議最年長的作家，他頻頻接受采訪。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談及當下的某些評論，錢先生笑瞇瞇地吟出杜甫的《絕句》。看我似懂非懂，他說：“黃鸝鳴翠柳，不知所云；白鷺上青天，離地萬里。”我恍然領(lǐng)悟，開心大笑。

我們都喜歡京劇，錢先生喜歡老生，我喜歡花臉；我們也都喜歡自由，無拘無束。臨別，求先生送我一句話。他寫道——

“認識你自己。”

這正是我16歲時寫在日記本扉頁上的句子。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這是蘇格拉底的名言。

錢谷融(攝于2011年3月)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一

錢谷融從小就夢想著當老師。大學時，他再次明確了當教授的理想，收入不錯，教課任務也不重，很符合自己的性格。

錢谷融的父親是私塾老師，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隨意，只在讀書上要求嚴格。小時候，錢谷融是一直跟在哥哥身邊長大的。

哥哥要上學了，錢谷融還沒到上學年齡，但也想跟著哥哥一起去。剛?cè)r很新鮮，老師很和氣，還給吃棗子，可是沒過兩天就不好玩了，因為不自由。錢谷融賴學不想去，父親先是哄，哄不成就打，說抬也要抬著你去上學！

錢谷融和哥哥讀的是《千字文》，小孩子讀不懂，老師也不講解，只是每天教一兩句，然后檢查背誦。所幸，老師教的書錢谷融都背得出。

在私塾讀了一年有余，錢谷融轉(zhuǎn)入了鎮(zhèn)上的小學。他開始讀小說，四年級就讀完了20冊木刻版的《三國演義》。

隨后，錢谷融對小說產(chǎn)生了極大興致，《七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封神演義》等，都是他在上小學時讀的。除了讀舊小說，他也看了不少筆記，像《子不語》《螢窗異草》《閱微草堂筆記》《兩般秋雨盦隨筆》等，并開始喜歡上中國的古典詩詞和散文名篇。

應該說，《三國演義》是最早對錢谷融產(chǎn)生影響的一本書。看到諸葛亮的死，他就看不下去了，掉了很多眼淚。他最佩服的是高臥隆中的那個諸葛亮，山野散人，自由自在。“三顧茅廬”那一段把孔明先生野云孤鶴般的雅人深致，寫得形神俱足，特別動人。

雖然，錢谷融當時還只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但從此就種下了遺落世事、淡于名利的癖性。

對錢谷融影響最大的人要算是伍叔儻先生了。當年，他參加了抗戰(zhàn)期間首次實行的全國大學統(tǒng)一招生考試，報考了當時內(nèi)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這個系是新創(chuàng)辦的，第二年才請來了伍叔儻先生當系主任。他是朱家驊的聯(lián)襟，性格散漫，喜歡《世說新語》，喜歡魏晉風度，喜歡看英文小說。

伍叔儻是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畢業(yè)生，思想開明，擔任系主任時，網(wǎng)羅了各方人才，羅根澤、孫世揚、喬大壯、朱東潤、曹禺、徐訏等先生先后來此任教，老舍先生也被請來作過講演。

伍叔儻喜歡下館子，有時也拉錢谷融一同吃飯喝酒。他直率自然，不耐拘束，討厭虛偽。現(xiàn)在回憶起來，錢谷融覺得，當時無論對于先生的學問，還是精神境界，都有些高深莫測。不過，他瀟灑的風度、豁達的襟懷，淡于名利、不屑與人爭勝的氣貌，讓錢谷融著迷。

“作為伍先生的弟子，我別的沒學到，獨獨對于他懶散、隨便、不以世務經(jīng)心的無所作為的態(tài)度刻骨銘心，終于成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錢谷融說，四年大學生活，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茶館里度過的。一本書，一碗茶，可以消磨半天，從來不用心，不做學問。有時候也打橋牌，下象棋。有得玩就不讀書了，寫文章大都是被逼的，主動寫的很少。

1942年畢業(yè)后，由伍叔儻介紹，錢谷融去了當時也在重慶的國立交通大學教國文。后來，交大遷回上海，他也隨校來滬。

1951年，華東師范大學成立。錢谷融調(diào)至華東師大中文系任教，當了38年講師，直到1980年才晉升教授。有此同樣經(jīng)歷的還有北京大學的名師吳小如，他比錢谷融小3歲，在北大當了25年講師。

二

喜歡看書而不喜歡寫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錢谷融身上，這種不喜歡寫文章，甚至怕寫文章的心理，卻成為他牢不可破的習慣。

錢谷融戲稱，自己“對這個習慣的忠誠，可以說是數(shù)十年如一日”。而后來引起巨大反響的《論“文學是人學”》卻讓這個習慣被外力沖破了。

1957年，華東師范大學召開了一次大型的學術(shù)討論會，許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參加。學校各級領(lǐng)導多次向教師們發(fā)出號召，要求提交論文。

就在這年2月，《論“文學是人學”》問世。如果沒有當時“雙百方針”的精神鼓舞，如果沒有當時那種活潑的學術(shù)空氣，錢谷融是不一定會寫的。

在那次討論會上，許多與會者都對《論“文學是人學”》提出了批評意見。錢谷融有些懊喪。

不久，《文藝月報》（《上海文學》的前身）的一位編輯聽說了這篇文章，看過之后決定發(fā)表。發(fā)表的同一天，《文匯報》在《學術(shù)動態(tài)》欄里以《一篇見解新鮮的文學論文》為題刊發(fā)了消息。

學校同事看到了這則消息，有的為錢谷融高興，有的認為這是為了引起人們注意，號召大家起來批判。實際上，這一天的《文藝月報》還沒有送到讀者手中，《文匯報》的消息背景，難免會引起人們猜測。

錢谷融對此一無所知，只能“姑妄聽之”。他想，真理總是愈辯愈明，所以也不急于更正《文匯報》報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說他“否定了文學反映現(xiàn)實的理論”），認為可以留到以后的答辯文章中再加以說明。

沒想到的是，事情的發(fā)展完全出乎了錢谷融的意料，“反右”擴大化愈演愈烈，對于他的批判也逐漸從學術(shù)轉(zhuǎn)向政治。

錢谷融之所以沒被劃成“右派”，據(jù)說是因為周揚講了話，他說可以作為學術(shù)問題討論。這在后來（周揚被批判）自然也成為錢谷融的罪證之一。

那段歲月，錢谷融上完課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馬上過來給學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壓抑。但我也看得開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輛三輪車，一家四口吃館子去。學生們私下里還是對我很好的。”

錢谷融說，自己比較善良，從來沒有壞心，很少疾言厲色。可有些學生把他當作敵人來對待，全無絲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軟弱，容易掉眼淚，受了冤枉很難受。但后來也漸漸釋然了。”

錢谷融對批判過自己的人和事，都采取了寬容態(tài)度。他說，寬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種基本態(tài)度。“我是教師，最愛自己的學生，希望他們成長成才。我總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教給學生，對學生一片赤誠，和藹親切。”

因一篇論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錢谷融幾十年間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年提出“文學是人學”的觀點，卻從未改變過。

“我說文學是人學，主要是說文學是寫人的，是表現(xiàn)人影響人的，是對人的判斷，講人道主義。我從來沒認為自己錯。我心懷坦蕩。”錢谷融說。

錢谷融認為，治學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須真誠。對于一個知識分子或以治學為業(yè)的人來說，他的為人可能主要就是從他的治學態(tài)度上體現(xiàn)出來的。沒有對于治學的真誠態(tài)度，一個人的學問是不會達到深湛境界的。同時，對于治學的真誠，也意味著不能將其視為手段，當作謀取世俗名譽的途徑。

三

在長期挨批的情形之下，錢谷融寫就了《〈雷雨〉人物談》。他說，《雷雨》抓住了他的心，使他產(chǎn)生了很大共鳴，他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

為什么要寫《〈雷雨〉人物談》？

錢谷融本來沒想寫。1959年，上海演出《雷雨》，他在市里開完會，回家時看到電視里轉(zhuǎn)播《雷雨》的演出實況。“我想肯定會有人批評，等了幾天沒人批評。我沉不住氣了，就自己動筆了。”不過，他沒有批評這次演出，只是談了自己讀《雷雨》的感覺。

“我就是憑自己的感受，說自己的話。感覺是真實的，任何理論離開感覺都不行。從感覺出發(fā)，提升到理論高度。真正的批評家總應該說自己的真實感情，不會因為私人感情不講真話。你可以不講，要講總要講真話。”錢谷融寫評論，從來是將心比心。他從未離開自己真正的興趣而違心地贊揚他不喜歡的東西。

寫評論如此，讀書、選書更是如此。錢谷融看得比較多的是英文原版書，現(xiàn)在經(jīng)常看的則是《世說新語》。無論中外文學，他都喜歡古典。

錢谷融不喜歡現(xiàn)代文學，“文學要自然地感動別人，要靠藝術(shù)打動人心，而不是靠口號標語。”他表示，學好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識的掌握；二是能力的培養(yǎng)。比較起來，后者比前者更為重要，難度也要大一些。一些作品的分析文章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對所評論的作品缺乏一個感受、浸染的過程，把對文學作品的審美評價，完全等同于對一般社會歷史現(xiàn)象作抽象的思想分析。

作為文藝理論家，錢谷融對自己的為人與為文看得很輕很淡：“我無能、懶惰，得過且過，從來不刻意追求什么。平日與朋友相處，總是親切隨和，我認為做人必須正直、誠懇，治學必須嚴謹、踏實。我自知并無多大學問，只是老老實實地知道多少就說多少，決不故弄玄虛，而且力求說自己有真切感受和體會的話，不隨聲附和。”

即便是小事，錢谷融也不遷就，何況其他。在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的印象中，錢先生的眼睛很厲害，在他面前不可能偽裝。“先生是很散淡的人，但是又極有原則。先生的為人是學不來的，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