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今天,全黨同志無論職位高低,都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出自我國最古老的史書《尚書》,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經典表述。在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時代,相關內容曾被孟子、墨子等眾多古代先哲引述和闡發(fā),奠定了華夏民本傳統(tǒng)的思想基礎。

民本思想以及與此相應的德政傳統(tǒng),奠基于中華上古的堯舜時代,其后由周公、孟子等思想家在湯武革命的歷史背景中予以層層遞進地重述,終致蔚為大觀。對于湯武革命這個歷史事件,《千字文》把它稱為“吊民伐罪,周發(fā)殷湯”,其中的“周發(fā)”就是周武王姬發(fā),殷湯則是商朝的開國之君商湯。史載,夏朝末代君主夏桀不敬上天、濫用權力、禍國殃民、百姓怨聲載道。上天傾聽人民的呼聲,興起商湯,帶領人民討伐夏桀,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使人民重歸安樂。而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紂王也是不敬上天、肆意妄為,不顧黎民百姓的生計死活。于是上天再次聽從人民的聲音,興起周武王討伐商紂,建立了被孔子贊嘆為“郁郁乎文哉”的周朝。

而記載著“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等古語的《尚書·泰誓》篇,就是武王伐紂時發(fā)布的誓約。雖然周武王原為商朝臣屬,但2000多年來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不把他看作犯上作亂的罪人,而是把他看作救民于水火的賢圣之君。武王伐紂被稱為順天意、應民心的豐功偉績,《泰誓》甚至認為此舉“于湯有光”,即周武王雖然推翻了商朝的統(tǒng)治,但從根本上講,他發(fā)揚了商湯的精神,繼承了商湯的事業(yè)。

“敬天愛人,德政保民”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內容。周王朝建立后,總結桀紂失國的教訓,迅速確立了民本德政的思想和國策。他們認為,上天可以在統(tǒng)治者有德的情況下給予天命,也可以在失德的情況撤回天命,轉給別的有德者。統(tǒng)治者必須謹慎地認識和理解天命,并通過禮樂來發(fā)揚和實施讓周獲得天命的“德”,也就是“以德配天”。他們又認識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即上天并不直接向人說話,而是借著人民來表達意思和施行選擇。于是,這種德性政治最后的落腳點,自然而然地由“敬天”轉到了“愛人”,由“以德配天”過渡到“保民而王”。也就是說,周朝民本德政的核心在于,通過讓人民實現(xiàn)安居樂業(yè)來彰顯他們所具有的“德性”,并在“天命”之下,通過實施以“德性”為基礎的禮樂措施,完成代天理民的國家和社會治理,從而通過民安保證國泰。由此,這種德性政治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罰、厚利民生。

孟子是三代時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對這種德性政治有著極其透徹的理解和闡發(fā),并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具體落實為聽民音、達民意、厚民生。在國家與社會治理中,孟子認為民心民意在國家大事尤其是重大決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并突出對民生問題的制度解決。他再三強調,君王有養(yǎng)民的責任,要通過各種制度滿足人民的需求,帶給人民實實在在的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制民之產”,也就是說讓百姓的正當產業(yè)獲得國家法制的有效保護,從而讓人民有恒產、養(yǎng)恒心,養(yǎng)生送死,安居樂業(yè)。如此一來,國家必然能夠實現(xiàn)長治久安。不僅內政如此,在處理列國關系時,孟子也堅持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孟子身為齊王顧問時,齊國舉兵討伐因王位繼承不當而陷入內亂的燕國,很快就取得了軍事勝利,控制了燕國局面。此時有人勸齊王盡快占領燕國,把燕國土地并入齊國版圖。孟子則勸齊王要效法周武王的榜樣,傾聽燕國人民的聲音,如果燕國人民愿意并入齊國,則可以占領;如果燕國人民不愿意并入齊國,則應該盡快把戰(zhàn)爭中俘虜?shù)难鄧仙偾卜倒释?并與燕國民眾商議,選立新的燕王,恢復燕國秩序,然后撤兵。可惜齊王沒有聽從孟子。接下來,列國聯(lián)合,攻齊救燕,齊國大敗而歸。

秦漢以降,中國大多數(shù)思想家都是民本思想的信奉者和詮釋者,重視民情輿論,強調厚利民生。而歷朝偉大的政治家也都以民本思想為基礎,直面時代問題,施行治理教化。2000多年來,時代更替,傳統(tǒng)文化卻擁有一個不變的民本結構,那就是以天為則、以史為鑒、以民為心,正所謂“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今,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強勁復興,從華夏民本思想中吸收有益元素,建立讓人民安居樂業(yè)的時代文明,此其時哉,正其宜也。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