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實現永恒的幸福？你只需要念：達達。”詩人、音樂家和戲劇制作人雨果·巴爾在1916年的夏天宣布。彼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正在歐洲各地蔓延，瑞士作為中立國，成為作家和藝術家的避風港。達達（Dada）誕生于蘇黎世的伏爾泰酒館，其創(chuàng)立源于藝術家的反戰(zhàn)情緒，面對周遭的血腥和殺戮，藝術家以滿腔的創(chuàng)作熱情予以回擊。

“出于對1914年世界戰(zhàn)爭無謂殺戮的厭惡，我們在蘇黎世獻身于藝術。當槍聲在遠方發(fā)出持續(xù)而低沉的隆隆聲，我們竭盡全力唱歌、繪畫、拼圖、寫詩。我們在尋求一種基于基本原則的藝術來治療時代的瘋狂，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達達運動的重要成員讓·阿爾普后來回憶道。

戰(zhàn)爭結束之后，參與達達運動的藝術家大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國，也將達達的種子散布到世界各處。雖然達達運動歷時短暫，但是其影響深遠。其顛覆性的形式，在之后很多藝術創(chuàng)作中都有所體現，超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波普藝術、激浪派……均被視為達達的精神后續(xù)。在一些藝術理論家眼中，達達被視為后現代藝術的先聲。

在達達誕生100周年之際，相關紀念活動也在全世界此起彼伏地展開。熱鬧喧嘩的紀念活動之余，藝術工作者也在反思，真正達達精神之所在。

回到伏爾泰酒館

一個世紀之前，歐洲大陸正見證一場如同末日降臨般的全面戰(zhàn)爭。1916年，在法國北方的索姆河流域，發(fā)生了持續(xù)150天的激戰(zhàn)，英法聯軍和德軍雙方總共傷亡130萬人。與此同時，在瑞士蘇黎世一個叫做伏爾泰的酒館，一群流亡的和平主義者開始了歌舞演出。他們穿著古怪的服裝，在鼓架上敲出陰沉的聲音，吼叫著不知所云的詩歌，展示偶然發(fā)生的藝術。這就是“達達”的誕生。

事情可以追溯到1915年，德國詩人雨果·巴爾和女友艾米·亨寧斯來到蘇黎世，他們說服“農莊”酒館艾福萊先生出借場地開辦一個新的酒館，與法國啟蒙運動旗手同名——叫作伏爾泰。他們向艾福萊先生保證，搞一個文學性的酒館，一定能賣出更多啤酒、香腸和面包。伏爾泰酒館的設計源自巴爾在慕尼黑和柏林的經歷，酒館里設有一個舞臺和一架鋼琴，亨寧斯唱歌，巴爾伴奏，酒館于1916年2月5日正式開張營業(yè)。

“場地擠滿了人，很多人找不到位置。”巴爾在日記里記錄了開幕當晚的盛況，“晚上六點左右，當我們還忙著敲敲打打，畫未來派的海報時，出現了四張東方臉孔矮矮的人，不時低頭沉默著。他們自我介紹：藝術家馬歇爾·楊科、詩人特里斯坦·查拉……晚上，查拉以古老而還算引人的風格，朗誦他隨手從衣袋里抓出的東西。”巴爾的酒館一夜之間風靡蘇黎世，自此成為藝術家和作家的匯聚之地。

伏爾泰酒館經常舉辦各類主題展覽，每當夜幕降臨，舞蹈、音樂和語言類節(jié)目輪番上演。藝術家時常會探索一些嶄新的表演形式，而演出也常常會發(fā)展為一場場喧鬧的事件。當周遭的文明世界在戰(zhàn)火紛飛中土崩瓦解，舞臺表演也發(fā)展出一種混亂、粗暴而殘酷的風格。觀眾經常對演員嗤之以鼻，演員則回報以更加刺耳的噪音，有時候，舞臺上下甚至會爆發(fā)一場混戰(zhàn)。

“出于對1914年世界戰(zhàn)爭無謂殺戮的厭惡，我們在蘇黎世獻身于藝術。當槍聲在遠方發(fā)出持續(xù)而低沉的隆隆聲，我們竭盡全力唱歌、繪畫、拼圖、寫詩。我們在尋求一種基于基本原則的藝術來治療時代的瘋狂，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詩人及藝術家漢斯/讓·阿爾普回憶道，他的名字有時候是漢斯，有時候是讓，他出生于法國和德國的邊境地帶阿爾薩斯，在一戰(zhàn)的時候——1916年7月，雨果·巴爾發(fā)表了第一個《達達宣言》：“一行詩是一個擺脫所有污穢（觀念）的機會，（它們沾附著受詛咒的語言）像股票經紀人的手，被金幣磨得光滑的手把它放置在那里。我需要自身結束，自身開始的詞語。達達是詞語的心。 ”

關于“達達”這個詞從何而來，歷來有不同說法，德國實驗電影制作人漢斯·李希特后來回憶說，他經常聽到兩個羅馬尼亞人（查拉和揚科）說“達，達”，表示“是，是”的意思。因此他私下斷定，把整個運動起名為“達達”是借自斯拉夫語，表示對生命的喜悅和肯定：“沒有一個字，可以把當時藝術家在死海的生命孤島里重新創(chuàng)造出新的精神自由的樂觀情緒表達出來，除了不斷重復這個有力的音：達達。”

達達在羅馬尼亞語里表示是、是，在法文里是木馬的意思，在德文里，它聽起來有一點癡呆，又使人聯想到嬰兒車里新生喜悅的聲音……達達這個詞語如此簡單，就像是嬰兒口里發(fā)出的第一個聲響，在不同的語言中都能找到對應。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骰子和母親都叫做達達；在某些部落中，達達指的是圣牛的尾巴；在中文里，達達會讓人聯想到馬蹄聲，在一些方言里，它可能指爸爸或者爺爺。

“字就這樣誕生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來的。”運動創(chuàng)始人之一查拉表示。盡管“達達”或許是參與者的隨性發(fā)揮，但它確實像是一個凸顯世界流動性的世界語，這些民族國家之間暴力戰(zhàn)爭的流亡者，找到了一種自己的語言，而它將沖破這片孤島的隔絕，成為遍布全球的網絡。

1916年7月14日，藝術家們舉辦了第一場達達之夜，有音樂、舞蹈、理論、宣言、詩歌、繪畫，以及各種扮裝表演，阿爾普、巴爾、亨寧斯、查拉、楊科，以及作曲家漢斯·豪瑟、理查德·許爾森貝克參與了演出。巴爾朗誦了他的第一首抽象詩“O Gadji Beri Bimba”。起初，面對從表演者口中吐出的不知所云的聲音，觀眾不知作何反應，直到他們發(fā)現整個晚上都是這樣的新詩，于是一場騷亂在所難免。“以這種新詩，我們要摒棄被報章雜志糟蹋了的語言。我們必須回到字的煉金術里，并且信賴字的煉金術，如此才能保持詩的神圣領域。”

總體而言，達達是一場反對運動。這群被歷史和命運驅趕在一起的藝術家和詩人宣布對現代社會進行全面攻擊。在他們看來，這個社會因為民族主義政治、壓制性的社會價值觀、對于理性和邏輯的過分依賴，而變得退化腐朽。人們一貫尊崇的文明世界，對于肆虐歐洲大陸的全面戰(zhàn)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喪失了對于自身文化的信念。所有的東西似乎都應該被摧毀。我們希望抹除一切重新開始。在伏爾泰酒館，我們開始挑戰(zhàn)常識、輿論、教育、機構、博物館，總之，所有的現行秩序。”馬歇爾·楊科回憶道。

這是來自新藝術家的反抗。他們不再畫一些象征性、幻象性的東西，而是直接拿起石頭、木板、鐵來工作。達達運動承襲了戰(zhàn)前未來派運動的元素，年輕奔騰的熱血、直接向大眾挑戰(zhàn)，以及用文學、宣言和視覺的方式呈現，都是未來主義的產物。未來主義早就開始拆解字句，將文字垂直、水平、對角地排列，在噪音詩里將字和音混合在一起。

“我們把未來派不留半點殘渣地吞下去。在消化過程里，又一點一滴地把吞下去的吐出來。”李希特坦言。如果要說未來主義和達達主義的根本區(qū)別，那就是未來主義有固定格式，參與者的才智不同，因此有些人創(chuàng)作出藝術品，有些人只是依樣畫葫蘆。達達不僅沒有格式，它根本就是反格式的，達達的格式就是不要格式。

1918年，查拉發(fā)表了第二部《達達宣言》：“達達，意思是無。”

偉大的一刻

“我不喜歡驃騎兵這些死人頭，也不喜歡炮臺用女人的名字，當偉大的一刻終于到臨，我也早已失去蹤影。”

作為伏爾泰酒館的創(chuàng)立者，達達運動的始創(chuàng)者之一，雨果·巴爾和達達的緣分僅維持了2年。1918年，一戰(zhàn)結束后，巴爾在瑞士一個小地方過起了貧窮而虔信的生活，直到1927年因癌癥去世，享年41歲。在巴爾去世之后，他的太太艾米·亨寧斯將其生前日記付諸出版，名為《逃避時代》。

戰(zhàn)爭結束之后，蘇黎世達達的參與者紛紛回到各自國家，也將達達的精神帶到各處。從蘇黎世開始，達達運動波及西歐大部分地區(qū)。

1918年，因為理查德·許爾森貝克的緣故，達達延伸到柏林。此時德國嘗到了戰(zhàn)敗的苦果，正飽受戰(zhàn)爭賠償的壓力。受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影響，德國也處在社會革命的邊緣。因此，德國達達具有很強烈的政治氣息。

“任何事物都已奔潰，新的事物必須從碎片中誕生。”漢諾威的達達藝術家?guī)鞝柼亍な婢S特表示，他將廢物拼貼在一起，創(chuàng)作出抽象、半抽象的作品。在科隆，馬克思·恩斯特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本質上無關政治但又荒誕不經的夢幻般的拼貼作品。柏林藝術家哈納·赫希利用雜志和報紙的文字圖像，制作拼貼畫和照片蒙太奇，作品中暗含對于魏瑪政府的批評。

德國的達達主義者在藝術和政治邊緣徘徊，這種傾向在1920年的國際達達博覽會達到高潮，一位德國官員被貼上了豬的面孔。也因為這次博覽會，德國達達壽終正寢，此后一些藝術家依然活躍在共產主義報刊上。

相對而言，法國達達更加復雜，因為其成員和領袖經常變換。在巴黎，杜尚隨手給蒙娜麗莎畫了一撇小胡子，并將之取名為《LHOOQ》，如果用法語念出這些字母，大概可以念作：“她有個熱屁股”。杜尚的挑釁是給法國傳統(tǒng)藝術的一記重拳，也引起巴黎年輕詩人和藝術家的關注。杜尚、皮卡比亞、查拉等達達先行者先后造訪法國，而在巴黎，執(zhí)掌大旗的是安德烈·布勒東（Andre Breton），他策劃了一系列公然挑釁活動。

1920年，布勒東大聲朗誦了皮卡比亞的《食人者宣言》：你們在這兒干什么，在屁股上涂鴉，像一群嚴肅的傻瓜……你們這些嚴肅的人，聞起來比牛糞還糟。至于達達，它聞起來什么都不是，它是虛無，虛無，虛無。

在這次活動上，皮卡比亞展示了一幅油畫，畫面上是一個毛絨猴，它的周圍寫著：塞尚的肖像、雷諾阿的肖像、倫勃朗的肖像……

和蘇黎世達達幾乎同一時期，達達在大洋彼岸的紐約孕育而生。兩個旅居美國的法國人馬歇爾·杜尚和弗朗西斯·皮卡比亞是紐約達達的代表人物。

對于杜尚和皮卡比亞來說，他們都對傳統(tǒng)的藝術懷有某種程度上的憤世嫉俗，人文主義者的華麗詞藻維護著有關心靈和浪漫愛情的信念，他們認為這不過是社會的自我欺騙，因而對于美麗而缺乏智慧的藝術作品懷有厭惡情緒。

《泉》是杜尚最為激進的作品，他把一個小便池翻轉過來，署名 “R。 Mutt”送去參加藝術展覽，那是1917年。杜尚稱此類作品為現成品，日常物品，換一個背景，就能被當作藝術。杜尚另一件著名的現成品自行車輪而今正在上海展覽中心的“蓬皮杜大展”上展出。

而今，我們視杜尚為達達運動最著名的藝術家，這也部分源于20世紀以來當代藝術在美國的發(fā)展。不過，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之前，“達達”這一名稱在紐約幾乎無人使用，因此，杜尚和皮卡比亞在1917年之前的活動也被稱為“原始達達”

達達幾乎是第一個國際性的藝術家網絡，與其說這一松散的網絡擁有統(tǒng)一風格，不如說他們共享這一觀念：基于非理性、偶然、直覺、荒謬和幽默的想法，通過創(chuàng)作改變藝術和社會。

“而今有一種趨勢，將達達視為杜尚的別稱。2005年至2006年，從美國國家美術館，到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了達達的大型回顧展。讓世人對于達達有了更多了解。” 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安·烏木蘭表示，“論及今日達達的精神遺產，我們會想到現成品，沒錯，但不僅限于此。它當然也包括抽象、偶發(fā)、拼貼、照片蒙太奇，或者表演、聲音詩、媒體惡作劇。達達可以視為第一個全球藝術網絡。關于打破邊界的想法，無論是藝術領域，還是地理、政治領域，非常重要、深刻和相關，即使是21世紀的今日依然如此。”

1924年，達達運動開始退潮。盡管這是一個短暫的運動，卻給后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達達主義者在彼時的活動表達了世界大戰(zhàn)所帶來的人類心靈激蕩，而這股顛覆性的力量也將在接下來一個世紀產生持久而深遠的波動。

達達所強調的無意識、怪誕緊接著轉變?yōu)槌F實主義。噪音藝術在激浪派手中發(fā)展得爐火純青，而幽默，更是激浪派與達達共享的創(chuàng)作利器。達達主義者運用現代社會的大量符號，將日常生活的物件融入藝術創(chuàng)作——這一實踐比后來安迪·沃霍爾及波普主義早了數十年。達達信念的核心——傳統(tǒng)審美并非生活的升華，現成品、照相、拼貼、表演，才更接近現實生活的真相。達達主義者針對所謂高度文明中的謊言和虛無發(fā)出有力攻擊，對于后世而言，依然是一面直抵真相的明鏡。

不過是游戲

伏爾泰酒館位于蘇黎世老城尼德道爾夫區(qū)鏡子胡同1號，其所屬區(qū)域是當地傳統(tǒng)的消費和娛樂區(qū)域，而今也是造訪蘇黎世游客的必經之處。

實際上，伏爾泰酒館所在的老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各國藝術家紛紛返鄉(xiāng)之后，便在20世紀余下的時間長期處于空置狀態(tài)。直到2002年，一組自封的新達達主義藝術家“占領”了這里，作為達達的復興基地。他們舉辦了持續(xù)3個月的表演、派對、詩歌朗誦、電影放映活動，甚至將酒館內外裝修一新。據悉，當時蘇黎世有數千人參與到這場前衛(wèi)的狂歡中，直至2002年4月，警察介入清場。此后，經過議會辯論，商定蘇黎世市政府提供資金補貼，讓伏爾泰酒館重新開放營業(yè)。

伏爾泰酒館重啟之后，一系列實驗性表演活動漸次展開，重新成為達達主義者及其仰慕者的精神據點。

2016年2月開始，伏爾泰酒館舉辦了連續(xù)165天的“盛宴”，每一天都會獻給一位達達主義者。與此同時，蘇黎世達達100周年網站上，羅列著數百項紀念活動。而在全球各地的紀念性活動，更是此起彼伏地漸次展開。

瑞士國家博物館舉辦展覽“全世界的達達” ，闡釋達達的國際化及其對后世的影響。蘇黎世美術館和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巡回展覽，呈現特里斯坦·查拉在1921年收集到的達達主義者文獻作品“全球達達”，以及弗朗西斯·皮卡比亞的作品回顧。此外，蘇黎世萊特博格博物館舉辦展覽“達達非洲”，展現達達和非洲文化的關系。以色列特拉維夫藝術博物館舉辦展覽“文字煉金術”，考察達達的文字實驗和中世紀神秘主義的關系。美國舊金山公共圖書館也在全年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展覽、講座、演出等。

蘇黎世達達100周年紀念活動策展人居里·斯坦納表示：“達達不是一個商標，可以掛在某件物品上，就代表這件物品擁有達達內涵了。很多東西都是無需標明的達達。在瑞士國家博物館的展覽‘全世界的達達’中，達達的譜系經由情境主義者一直書寫到朋克。但是之后的歷史變得更為復雜。他們被稱為后達達、新達達，還有激浪派。達達是千變萬化的。”

在達達的所有后繼者中，朋克搖滾是與其脈絡相連的孫輩，在1989年出版的《唇印：20世紀的秘密歷史》中，評論人格雷爾·馬庫斯稱朋克搖滾是1916年達達精神的復活，他從性手槍樂隊的《天佑女王》，回溯及雨果·巴爾在伏爾泰酒館不知所云的誦詩。

而今，這些反體制、反文化的運動都已經成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被吸納入建制之中。今年，在蘇黎世政府大肆慶祝達達100周年的同時，倫敦也正為朋克搖滾40周年舉辦“朋克倫敦”計劃。

在盛大而奢靡的周年慶典之余，我們聽說“朋克教父”馬爾科姆·麥克拉倫與“西太后”薇薇安·韋斯特伍德的兒子喬·柯雷（Joe Corre）在11月底一把火燒毀了價值500萬英鎊的朋克文物，抗議朋克淪落為“他媽的博物館貢品”。

“我也希望自己有大量達達藝術收藏，這樣我也可以將之付諸一炬。”英國《衛(wèi)報》藝評人喬納森·瓊斯如是贊嘆道。

“當一百年前那場微小而輝煌的反戰(zhàn)抗議運動，而今演變?yōu)閺V受認同、遍布資本的藝術符號。達達事實上已經成為觀念的僵尸。”喬納森·瓊斯感嘆。

達達的誕生地——蘇黎世，而今擁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商業(yè)畫廊之一豪瑟沃斯，乘此時機，它也正在舉辦展覽，展品均為在市場上廣受歡迎的達達主義作品。從這個角度上來說，蘇黎世城，何嘗不是乘達達100周年之際，將自身塑造成了延續(xù)一年的達達朝圣主題公園。而整個藝術界，雖然不再是達達所嘲諷的那般傳統(tǒng)模樣，卻依然是世界上最富有者的娛樂場。今天的達達藝術在畫廊中出售，那都是數百萬美元的大生意。無論是達達，還是朋克，已經被馴服，被貶低，被盜用。每一個藝術博覽會，每一個雙年展，都愿意將自身包裝成達達的展臺。

曾經，杜尚的《泉》，是針對道貌岸然的文明世界的一針絕妙諷刺。而今，“顛覆”已成為藝術的慣用套路，逐漸的，人們不再期待藝術提供審美的享受，而期待著驚訝，乃至驚嚇。宮廷小丑總是說出真相，口中吐出無意義之詞，打破了慣性的思維。而今的藝術界似乎充斥著小丑。毛里奇奧·卡特蘭在古根海姆博物館衛(wèi)生間安置了一個純金馬桶，被視為向杜尚致敬之作。而在這兩件作品之間，1961年，意大利藝術家曼佐尼封在罐子里的大便比黃金更昂貴。

唯一的不同是，杜尚的送展作品當時未被接受，而今，杜尚《泉》的多件復制品被全球最偉大的博物館收藏，曼佐尼的大便罐子在2000年之后多次以超過10萬歐元的價格成交，而卡特蘭的馬桶直接由資本繼續(xù)買單，被制度所接納。

當代藝術的反叛性被順理成章地接納，而所謂顛覆似乎也成了浮華的虛飾。皮卡比亞在寫下這句話時候或許也意有所指：“藝術是白癡的藥丸。”

盡管時代的風潮早已一去不復返，達達的原始精神——通過幽默探索黑暗，在廢墟中建立新生，于浮華中釋出利劍，以藝術應對社會，以觀念凌駕物質——依然是藝術工作者內心潛藏的指路燈，映照著理想和現實的關系。

“讓我感到特別震撼的，是達達令人難以置信的創(chuàng)作自由，”卡德爾·阿提亞是成功的法國藝術家，曾經獲得法國杜尚獎，在他看來，“即使達達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在很多人看來是胡言亂語，但這不是瞎扯淡，這是一種‘非知識’。而今，我們似乎又回歸保守。藝術作品都必須適應市場和體制的框架。當代藝術家要像當年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者那樣自由創(chuàng)作變得越來越難。我相信，正如達達一樣，有必要打破這個市場和體制在人的頭腦中所設置的規(guī)則和限制。”

“領導這樣龐大一個藝術機構，我必須時刻保持達達的精神，因為達達是關于反抗，你如何去拒絕，當你參與藝術，你同樣需要學會拒絕。”蓬皮杜藝術中心館長貝納·博利丹表示，“我屬于這樣一代人，他們認為藝術就意味著反抗，不一定需要是產生一件物質的作品。達達誕生于戰(zhàn)爭期間，它力圖與荒謬的世界進行戰(zhàn)斗。如果你觀察一下而今‘正在發(fā)生’的世界，我們更應當牢記達達的精神。現成品并非一樣具體物件，只是一種工具。解釋現代主義的根基不能脫離詩歌的精神，達達也與詩歌相關，因為其創(chuàng)始人也是詩人，查拉、胡爾森貝克、巴爾。如果你相信詩歌，你會發(fā)現達達所擁有的自由精神，在當代藝術中是絕對缺失的。”

達達賦予世人一種能力，以完全嶄新的視角去觀看藝術，觀看日常，但最重要的達達遺產，是觀念，而非具體的物件。

例如，杜尚早期的現成品的原件幾乎全都沒有了，因為藝術家本人也沒有將其太當回事吧。后來，晚輩藝術家羅伯特·勞申伯格找來一個與原作類似的瓶架，請杜尚在上面重新簽名，杜尚信手寫下：“我想不起寫了什么。”

“這一切不過是游戲，”法國藝術家菲利普·帕雷諾總結道，“達達是無處不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