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從祖上繼承了幾件老瓷器，因無花無彩，且看上去還有些“裂紋”，便一直“束之高閣”。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結(jié)識了徐展堂先生，在他的熏陶下，玩古董收藏愈加熾熱。徐先生看了我那幾件老瓷后，說是宋瓷。但過去的二十余年中，收藏界對宋代瓷器不熱心，我對家中的宋瓷也沒有多少心潮起伏。

退休后，成都香港兩地養(yǎng)老。香港看宋瓷的眼睛比內(nèi)地睜得早。我將收藏的“宋瓷”和拍賣會上的宋瓷經(jīng)常比較，聽了些講座、讀了些書，再不斷去觀察家中的“宋瓷”，感悟油生且積少為多。2011年我將拙作：《我對宋官窯的理解和對幾件官窯藏品的解讀》，送到中國收藏文化（開封）論壇中的《中國宋代五大名窯暨北宋官窯》學(xué)術(shù)研討會，竟然被評上論文獎，隨后收入北京工藝美術(shù)出版社的《盛世收藏?經(jīng)典》書中。在開封研討會的啟發(fā)下，我將拙作豐富，有幸入選2012年世界華人收藏家（臺北）大會的論文集中。我在臺北參會期間，請教了幾位臺灣的中國學(xué)者，眼界更為開闊。又對拙作進行改動。標題也換作《我對宋官窯的認知和幾點存疑的解讀》，收入2014年中國國際藝術(shù)出版社出版的在下專著《我讀我藏宋元瓷》書中。

啰嗦上述過程，是要證明我的一個感悟：玩收藏是件活到老學(xué)到老的不斷創(chuàng)新的“玩兒”。我真羨慕那些可以包識萬物又能一錘定音的專家學(xué)者，不知他們何緣成就了火眼金睛。看來我這輩子是做不到了。這不，忙了八年多的一本書稿終于殺青了，我從箱底翻出一件“宋代”的青瓷琮式瓶，梅花冰片紋，一說叫魚鱗紋。中國臺北故宮的一本說南宋書籍的封面地紋就是這樣的開片紋式。（圖1）這件琮式瓶的胎骨厚重，上手時有“扎手”感覺。我用100倍的顯微鏡觀察釉下微痕，除氣泡特征大開門外，還“艱難”地找到幾個不同程度表象的“死氣泡”，我放心了，不會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后的“新成宋官”瓷器。再看開片的陳舊表象和型制的中規(guī)中矩，是可以朝宋器靠攏的。

北宋官窯確實存在過

為了增強自己底氣，我求教對“宋官”擁有真才實學(xué)的專家行家。現(xiàn)居住開封市的何浩莊先生，是1984年中國成功恢復(fù)北宋官窯制作工藝的領(lǐng)軍人物，自后一直從事這方面理論研究和實踐操作，成就斐然。何先生指出：“琮式瓶體態(tài)修長，重量不輕，底足小則易向下塌臥變形，官窯燒制只求精品，不計成本。”先生比較了兩支造型幾乎一樣的宋代琮式瓷瓶；官器高25.6厘米，口徑7.5厘米，底徑7.0厘米。龍泉器高27.1厘米，口徑7.5厘米，足徑8.2厘米。何先生說：“龍泉窯是民窯性質(zhì)，無法與財大氣粗的官窯相比，成品率必須考慮，因而加大底足，以求支撐力加強，防止下塌變形。這樣的差異，只要細心觀察不難發(fā)現(xiàn)。”筆者以為何浩莊的認知途徑是符合學(xué)術(shù)邏輯的。筆者信了。再看掘藏，高22.7厘米，口徑7.1厘米，足徑7.3厘米。如此看來，拙藏向宋瓷靠攏又可前進一步。再看器底，赫赫然“汴京官窯”方框模印款。行文古樸，制作極精，無釉生燒，符合行家的著述。（圖2）

鑒于此，我得又要修改以前對宋官窯瓷的認知了。拙文曾說北宋官窯瓷的命名不會是在政和年間燒成之時，極可能這個“官窯”的命名是后來為之。看來我錯了，應(yīng)該是：北宋官窯不僅確實存在過，而且得名就在燒成之時之地的北宋都城汴京（今日河南省開封市）。當年在開封參加研究會時，也有參會者提到這樣的“汴京官窯”模印款，但它混雜在一些“一眼假”的款識之中，加上沒有上手陳款的那件器物，更是心中牢記著學(xué)者所言瓷器上的款識是從明朝永宣時開始的，便將那個“汴京官窯”款“一眼假”之了。

瓷器上的款識果真是從永樂宣德時才開始有的嗎？值得商榷。再來看一件青瓷瓶（圖3），造型莊重，釉水肥潤，可謂佳器。不足之處，可能是施釉過多，流釉封了“耳孔”，使之成為次品無緣進宮。且看瓶底，無釉的方框模印款“天圣元年”。款識一絲不茍十分認真，可謂敢于直面皇家了。（圖4）天圣元年即1023年，是宋仁宗登基的第二年，可能也是仁宗年號之始。在與宋瓷有關(guān)聯(lián)的宋帝中，仁宗不如徽宋，而且就宋而言，各朝的年號數(shù)十個。從邏輯上來看，單單偽造出一個“天圣元年”的印款出來，是沒有道理的。因此可以向“鑒真”的方面傾斜。

“紅定”的存在不必急于否認

這個宋仁宗有一件與宋瓷有糾結(jié)的事情至今還理扯不清。那便是關(guān)于宋代定窯瓷中究竟有無“紅定”？當今體制內(nèi)的專家學(xué)者因為沒見到出自窖址的“紅定”，至今也對“紅定”的存在矢口否定。然而古籍卻有記載，《邵氏聞見錄》說：“仁宋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磁。帝問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獻為對，帝怒曰：‘常戒汝不得通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斧碎之。妃愧謝。”對于這樣的“定州紅磁”，曾在京城為官且頗有人緣的蘇東坡也有詩曰：“定州花瓷琢紅玉”。可惜一些當今學(xué)者以為詩無達詁，不可信。其實，詩也有記實的。《詩話總龜》記了這樣一件事，宋真宗時，章圣常宴群臣于太清樓，忽問：“市店酒有佳者否？”中貴人對：“唯南仁和酒佳。”亟今沽賜群臣。又問近臣曰：“唐時酒每升價幾何？”無有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時酒每升三十錢。”章圣曰：“何以知之？”晉公曰：“臣常記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章圣大喜曰：“杜甫詩，自可為一代之史。”可見，不應(yīng)急于去否定蘇東坡關(guān)于“紅定”的詩句。

筆者有幸，藏有二、三件“紅定”。（圖5）自認“宋定”的特征在掘藏的“紅定”上一一存在。中國臺灣的收藏大家徐政夫先生來寒舍小敘時，我將一件窖藏的“紅定”請他審鑒。面對嶄新如剛出窯之器，政夫兄上手觀察良久。不執(zhí)可否。我再呈上一件生坑“紅定”，他不嫌臟，把玩不已。（圖6）乘我不備，他用指尖折了折碗口的“金裝”包邊。金屬皮一折即斷。我暗暗稱道政夫兄的老辣。新的金屬皮是不會這么一折便斷的。

我的“紅定”是在四川收藏到的。算是也有幾分道理。“紅定”在京城被皇帝斥責并“持斧碎之”后，市場沒有了。定窯是“私企”，老板的生意是不能虧本的，得另謀出路。四川是首選之地，其一，四川有錢，有購買力。“一揚二益”，成都的經(jīng)濟在全國排老二。再者四川有熟家，朝中有人。史載宋仁宗之前的真宗、太宗，其得寵的后妃都來自四川。這樣的家族當然識貨。其三，四川與河南交通便捷更是老馬識途。宋太祖克蜀之后，從成都往開封搬勝利品，天天裝船，去去來來三年才運完，所以現(xiàn)今有人說，四川是收藏宋瓷的首選。可不，四川遂寧的一個菜園子的窖藏，就挖出998件宋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