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祖詒（1902-1973）字谷孫，號顯堂，早年從學(xué)王國維專研古籍。其父蔣汝藻（1877-1954）為浙江有影響的實業(yè)家，并為藏書世家，以密韻樓名世。二十世紀(jì)初，受盧芹齋之邀，蔣谷孫主持北京來遠(yuǎn)公司，經(jīng)營、收購古玩字畫。在他旅滬期間，以精鑒碑帖、版本、書畫聞名，先后與張珩（張蔥玉）、龐萊臣、葉恭綽、譚敬等人往來易物。吳湖帆經(jīng)過蔣谷孫介紹，入手不少精品，其中就包括：明吳偉《鐵笛圖》卷、唐寅《騎驢歸興圖》軸、陸師道《秋林觀瀑圖》軸。

宋代書札可遇不可求

浙江南潯藏書樓密韻樓以宋元善本為多，是清末民初湖州四大藏書樓之一。早期曾稱“傳書堂”，后由蔣汝藻時以一千五百銀元收得宋代湖州詞人周密的《草窗韻語》一冊六卷孤本，并取“密”字和“韻”字，額其 藏書閣為“密韻樓”，此書齋名亦有私家珍藏之意。

據(jù)蘇富比亞洲區(qū)中國古代書畫部主管左昕陽考證，原址在湖州的密韻樓，如今已不復(fù)存在。而蔣谷孫本人，也在上世紀(jì)四十年代末攜家藏前往臺灣，后任臺灣大學(xué)教授，著有《思適齋集外書跋輯存》等。蔣谷孫是臺灣收藏界的泰斗，相當(dāng)于張蔥玉在國內(nèi)鑒藏書畫領(lǐng)域的地位。然而很可惜，國內(nèi)學(xué)界對蔣谷孫的文獻記錄甚少，較為人知的是王國維幫助蔣汝藻編纂的《傳書堂藏書志》，分為手稿本、清稿本兩種，手稿本九冊，現(xiàn)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

在古籍收藏中，市面流通的宋代書札，是所有類別中最為罕見、稀少的，遂有“一頁宋紙，一兩黃金”之說。左昕陽印象中，只有一九九六年紐約佳士得專場，算得上是數(shù)十年來規(guī)模最大、品相最好的宋代書札（及古籍善本）拍賣。“宋代書札基本上都分藏在各大重要博物館中，在市場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即便民間有藏家收藏，也都是人家壓箱底的寶貝，絕不會輕易拿出來。”相比之下，左昕陽征集到的八大山人、石濤字畫要多一些，宋人的東西寥寥無幾。

密韻樓藏有一套宋張文靖《書札四帖》（估價二百萬至四百萬港元），可一窺宋人書札魅力。張文靖在宋宣和末年為監(jiān)察御史，在《宋史》中有傳。此卷集張文靖的四通書札，分別書與路允迪、梁仲謨、李仲仁與王嚴(yán)起。單從書信內(nèi)容來看，反映到宋朝廷渡江之后文人、官員的生活境況，行文亦提及當(dāng)時有少數(shù)部隊在北方對抗金兵。

筆勢清勁 流暢自然

其次，再看各札書法，即是寫給同朝官員之政務(wù)信札，信手渾灑，流暢自然，筆勢清勁。此四帖與蘇軾于元豐五年（1082年）在黃州書寫的“新歲展慶帖”，書風(fēng)相似，都是宋人“尚意”書法佳作，亦是重要的歷史文物。左昕陽稱張文靖因是官員，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宋四家“蘇黃米蔡”之影響，但究其根本其書法還是與“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的更為相近，有其二人行書《蘭亭序》、《懷仁集王圣教序》的影子。

而這亦說明，帖學(xué)在宋朝廷內(nèi)十分流行。宋太宗曾命翰林侍書王著將《淳化閣帖》摹勒于內(nèi)府石頭之上（一說摹勒于棗木板上），刻于秘閣。據(jù)密韻堂傳人透露，蔣谷孫曾在一九二九年收藏《淳化閣帖》最善本之六、七、八冊，王羲之書帖三冊，額書齋名為“官帖簃”，并囑吳湖帆畫《官帖簃圖》裱于冊首。此三冊而后與第四冊《淳化閣帖》合在一起，于二○○三年被上海博物館從紐約佳士得中國古代書法拓本拍賣專場購回。

而在每札之后，都有清代書畫、古籍鑒藏家陸心源（1838-1894）的考釋，對《宋史》和張文靖其人其事都做出詳盡考證，并將考釋題跋收錄在陸氏的《儀顧堂題跋》。“這里面就牽涉到一個傳承的問題，書畫、古籍想著錄有序，便要依靠不同時代的藏家一個個傳下去，如同接力賽跑一般。”左昕陽說。而陸心源并非清朝唯一一個考據(jù)學(xué)學(xué)家，那時崇尚金石考據(jù)之人還有翁方綱、阮元、伊秉綬等人，集中出現(xiàn)在乾隆、嘉慶年間，形成了“干嘉”考據(jù)學(xué)。

有趣的是，民初嶺南藏書樓五十萬卷樓藏晚明人沈士充手卷《溪山秋色》（估價五十萬至七十萬港元），此卷亦有宋人“尚意”。沈士充是董其昌最具代表性的學(xué)生，但藝術(shù)創(chuàng)作除了承繼其師，亦融入宋蘇東坡的筆墨追求—從婀娜的山林為開首，漸推至平遠(yuǎn)丘壑，最后在皴染溫潤的溪流中收筆。

左昕陽認(rèn)為，明清書畫常有“仿宋”意味，無論是董其昌抑或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鑒、王原祁和王翚） 的藝術(shù)理論多少都有借鑒宋人。宋代藝術(shù)給人的感覺是“溫文爾雅，不過火”，這和明代雅致不同，宋代更簡約、更講求法度。他分析稱：“宋代是中國藝術(shù)的頂峰，書畫、瓷器、文學(xué)都是齊頭并進的。宋之后的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尤其是書畫，實際上是不斷理解、重新解讀宋人的東西。”

苦瓜和尚的這套十開冊冊頁，屬其早期作品。山水表現(xiàn)神似黃山，干筆皴擦輔以淡墨闊筆，尺幅雖小卻片片珠玉。據(jù)左昕陽推算，創(chuàng)作年份約在一六六六年至一六八○年，恰是石濤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和黃山生活的十五年。“宣城時期對畫家的影響很大，他在此階段受到新安畫派影響，描繪的山水與他后期的老辣用筆有很大不同。新安畫派畫家如戴本孝、弘仁，他們都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枯筆干墨’的皴擦。而石濤的這套冊頁也用了許多枯筆干墨畫法。”

名士收藏 善本為首

再看石濤之后的創(chuàng)作，畫家從金陵畫派中吸取了濃厚、淋漓的墨斑畫法，亦受到龔賢山水畫法的啟發(fā)。然則在三年北游后，宋畫的傳統(tǒng)又對其中晚年創(chuàng)作的《廬山觀瀑圖》、《翠蛟峰觀泉圖》深遠(yuǎn)影響，體現(xiàn)在他對待自然山川的態(tài)度，以及章法布局、整體結(jié)構(gòu)的氣勢運用。石濤好友新安畫家梅清（號瞿山）曾將他譽為“宋李公麟”，石濤欣然接受，作詩《贈瞿山先生》一首答謝梅清。

石濤去世后沒多久，清嘉靖三年，此冊初為朱野云所藏，臨有石濤《種松圖》自寫像于冊頁之首。朱野云后冊頁贈與伊秉綬，墨卿有隸書“苦瓜和尚山水”六字題于簽條處。伊秉綬和翁方綱是好友，又請翁方綱在其中三頁上詩題，贊賞石濤畫藝之絕，錄入《復(fù)初齋詩集》。此外，十開冊上的題跋亦見書畫家張問陶、吳照、清代藏家風(fēng)滿樓主人葉夢龍、民國大風(fēng)堂張善孖等人的贊譽之詞。

冊末溥心畬的小楷題跋中，提到此冊曾獲“芷英先生”指正。傳世可能還有他人經(jīng)手，然而究竟“芷英”是誰，卻已無從考證。再之后，此冊歸于蔣氏密韻樓。左昕陽稱，二百萬港元的估價屬“低估”。原因在于，此冊只蓋了“老濤”的章，沒有款，尺幅也不大。如果能有石濤本人的題款或題詩，相信又是幾倍之外的價格。他預(yù)估《山水冊》還是會被“搶起來”，雖然沒款，卻仍是傳承有序。

與時興的收藏門類不同，古時名士以收藏法書、名帖、名拓、古籍善本為首，字畫反而居其次。一來是可彰顯收藏者的文化品味、學(xué)識修養(yǎng)，二來也讓士大夫府中會客時有了可聊可賞之物。久而久之，藏品多了，朋友之間彼此刺激著尋覓孤本，后期形成“萬卷樓”亦不出奇。

萬卷樓藏書代代傳

目前蔣氏密韻樓遺留古代書畫卅余件，尚有部分為蔣氏后代收藏。除密韻樓、五十萬卷樓之外，明代的天籟閣主人項元汴亦是同道中人，精于鑒賞，專攻金石遺文。這些民間收藏在一定程度上為宮廷的收藏“查缺補漏”，與《石渠寶笈》、《秘殿珠林》、《天祿琳瑯》中的文物資料互為左證。

而書札、冊頁本身之用途，不過是古人與親友交流的筆墨而已。左昕陽稱，因為傳世量少，就決定了古書畫收藏圈子小，而要求藏家對古文、善本都有了解，通考據(jù)，又要知金石、辨真?zhèn)危T坎相對高很多。“所以我們通常說，這個圈子只有深度，沒有廣度。”

古人重視書信，往往是因為記掛親友，一提筆萬千思緒頃刻涌來。清鄭板橋（1693-1765）在乾隆十七年罷官，離開故園濰縣之后始終牽掛，直到好友郭倫升來到揚州探望，他在臨別時作七律二首贈與郭氏，這便是《懷濰縣二首》。詩中寫道自己對濰縣風(fēng)箏、鴛鴦廟、柳郎祠、紙花（風(fēng)箏）的思念，開篇便是一句：“相思不盡又相思，濰水春光處處遲。”

如今用信箋傳情的人越來越少，不少人生出懷古之心。這和宋朝之后各個朝代“仿宋”、“擬宋”、“追宋”的做法同出一轍，敏求好古之人念念不忘宋人的“溫文爾雅”，借窺密韻樓舊藏得以慰藉，正如板橋道人惦念家鄉(xiāng)的紙風(fēng)箏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