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８月１２日電題 從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４５年，歷時１４年的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尤其是１９３７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的全民抗戰(zhàn)，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并在世界面前樹立了以弱勝強的光輝范例。

　　國難當頭之際，中國共產黨以明確的政治主張、深邃的戰(zhàn)略思想、廣泛的民眾動員，發(fā)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支撐起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與全國人民一起不斷走向勝利。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

　　時光淬煉，始知歷史選擇。

　　戰(zhàn)略：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

　　２０１５年，日本投降七十周年，四川建川博物館聚落“侵華日軍罪行館”入門處，黃銹斑斑的日軍頭盔，如滾滾濁流，映射出歷史的黑暗。

　　椎心泣血，也讓人血脈僨張；憶古撫今，更讓人靜穆沉思。

　　無法否認，８０多年前開始的那場戰(zhàn)爭，對陣雙方實力懸殊。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到“七七事變”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無論是局部戰(zhàn)場的誓死拼殺，還是正面戰(zhàn)場連番硬戰(zhàn)，一寸山河一寸血，但英勇抗擊仍沒能擺脫大片國土的淪喪。

　　在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這個有著輝煌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該向何處去？

　　１９３８年５月，延安鳳凰山，一孔窯洞里，中國共產黨人給出了答案：“中國會亡嗎？答復：不會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中國能夠速勝嗎？答復：不能速勝，抗日戰(zhàn)爭是持久戰(zhàn)。”

　　煤油燈下，９天８夜，毛澤東奮筆疾書，以樸素但激動人心的語言，撥開重重迷霧。

　　“武器是戰(zhàn)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中國抗日戰(zhàn)爭中的游擊戰(zhàn)，決不是可有可無的。”

　　“這種持久戰(zhàn)，將具體地表現于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zhàn)略進攻、我之戰(zhàn)略防御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zhàn)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zhàn)略反攻、敵之戰(zhàn)略退卻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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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持久戰(zhàn)》４７０００多字的論述，對戰(zhàn)爭進程乃至歷史進程，做出驚人的預見。最后的勝利，更深刻印證了六個字的結論：我必勝、敵必敗！

　　這個聲音，發(fā)自西北一隅，迅速傳遍全國。“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國民黨最高統帥部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對《論持久戰(zhàn)》這樣概括，同時要求以國民黨軍委會的名義印發(fā)全國。

　　這本印刷簡陋的油印小書，猶如黑暗中發(fā)出的一束強光，讓四萬萬中國人在憤懣、彷徨中找到方向，在“亡國論”“速勝論”的喧囂中，對戰(zhàn)爭未來、國家前途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認識。

　　從那時起，延安那座興建于唐代的古塔，成為照耀中國人走向勝利的燈塔。也從那時起，延安，有了一個新稱謂：抗戰(zhàn)“圣地”。

　　《論持久戰(zhàn)》發(fā)表后，原來名氣不大的延安成為進步人士心向往之的地方，最多時一天有１０００人沿著古道來到這里。１９４２年５月日本人出版的《華北共軍現狀》披露：北平大學生到大后方去的占２０％，投奔解放區(qū)的則達７０％。“因為人們在這里看到了抗戰(zhàn)的信心與決心”，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定力、靜氣和智慧，克敵制勝的正確方針和有效方法。”

　　北京，妙峰山，今天還能看到“堅持持久戰(zhàn)”的摩崖石刻，為１９３９年八路軍挺進軍所刻。

　　旗幟：實現中華民族空前凝聚

　　“弟兄兩人正在鬧矛盾，突然進來一個強盜，我們是繼續(xù)打架還是聯合起來對付強盜呢？”這是１９３６年“西安事變”爆發(fā)后，共產黨領導人對紅軍戰(zhàn)士講的一番話。

　　在國家民族遭遇空前危機之際，中國共產黨人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國內階級矛盾讓位中日民族矛盾。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共產黨人毅然高擎起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大旗。中國，向正確方向邁出了歷史性一步。

　　稍稍向前追溯，可以梳理出更為清晰的歷史經緯：

　　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第三天，中共中央發(fā)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

　　１９３２年４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fā)布《對日戰(zhàn)爭宣言》；

　　１９３５年８月，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發(fā)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

　　１９３５年底的瓦窯堡會議，中國共產黨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的策略方針，得到全國各界積極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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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讓中華民族形成空前的凝聚力。瓦窯堡革命舊址紀念館原館長王志厚說：“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軍隊，什么階級，什么政治力量，只要你抗日，共產黨就和你聯合共同救國。”

　　由是，才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出現過被蔣介石調到陜北圍剿紅軍的東北軍將士與紅軍一起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也才有了廬山上那段講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統一戰(zhàn)線曾面臨巨大考驗。１９４０年，國民黨悍然發(fā)動的“皖南事變”，在國共之間撕開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面對這一慘案，周恩來悲憤撰文：“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國難當頭，共產黨人一方面譴責國民黨的不義，一方面繼續(xù)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南洋華僑僑領陳嘉庚，到重慶之后，堅持要到延安去看看。走遍延河兩岸，他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是真正希望聯合各界力量抗日，延安平等、自由、充滿積極的力量！”

　　戰(zhàn)爭：兵民是勝利之本

　　靠一支怎樣的軍隊，采取怎樣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才能在這場力量懸殊的戰(zhàn)事中取得最后的勝利？

　　中國抗戰(zhàn)的武裝斗爭，是一場人民戰(zhàn)爭，戰(zhàn)爭形態(tài)迥異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其他主要參戰(zhàn)國。敵強我弱，要取得勝利，只有最廣泛地動員民眾，“陷敵于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

　　“不發(fā)槍，不發(fā)炮，只發(fā)干部和電報”，這是八路軍、新四軍都有以人名命名的部隊番號的原因。一個個干部被派到敵后，就變成一個個火種，發(fā)動群眾建立起一支支抗戰(zhàn)殺敵的部隊。共產黨就是這樣創(chuàng)造了中國抗日更廣泛的戰(zhàn)場——敵后游擊戰(zhàn)場。

　　侵略者很快發(fā)現：他們根本無法有效占領廣袤的農村。他們統稱為“共產軍”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領導的武裝遍布在他們所謂“占領區(qū)”的千山萬水、千溝萬壑、千村萬寨。

　　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對共產黨武裝的評估應該說是客觀的：“簡單的生活，寙敗的武器，不充足之彈藥……”，卻能以“游擊戰(zhàn)術，窮乏手段，適切的宣傳，機敏的組織，思想的訓練，實施大團結共干硬干的精神……”這些“盡管人數不多但能量驚人”的武裝，是其真正的“大敵”。

　　抗戰(zhàn)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敵后戰(zhàn)場逐漸成為主戰(zhàn)場，抗擊著約６０％的侵華日軍和９５％的偽軍，減輕了正面戰(zhàn)場的壓力。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說，在一般性戰(zhàn)爭中，游擊戰(zhàn)對戰(zhàn)爭進程主要起輔助作用。但在中國這個以鄉(xiāng)村為主、疆域廣闊的多民族大國中，卻形成了巨大的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游擊戰(zhàn)場，“這在世界戰(zhàn)爭史上是非常罕見的”。

　　為“治安戰(zhàn)”困擾的日軍旅團長鈴木啟久在給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的報告中對“占領區(qū)”是這樣描述的：“表面上，這個地區(qū)是一片雪白的，深入扒開一層皮，里面卻是通紅的。”

　　林海雪原、太行山脈、華北平原、江南河汊、南粵大地……廣泛動員，全民皆兵，使日偽軍成了囚籠困獸。正如毛澤東所說，“戰(zhàn)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歷史證明，誰贏得人民，誰就會贏得戰(zhàn)爭。

　　“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zhàn)場”，這是當年的歌詠，也是歷史的真實。這支有紅軍血脈的部隊，雖然裝備簡陋、衣著不整，不少還拿著“冷兵器”，卻因為與人民的血肉聯系，在敵人的后方站穩(wěn)腳跟，發(fā)展壯大。

　　在華北、在華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遼闊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從東北、華南，一直到海南島，建立了廣闊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對敵作戰(zhàn)１２．５萬次，消滅日偽軍１７１．４萬人，包括５２．７萬余日軍。

　　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開始全面反攻。８月９日，毛澤東發(fā)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zhàn)》。最接近日偽軍的各解放區(qū)立即組織反攻。至年底，共殲滅日偽軍近４０萬人，收復縣以上城市２５０余座。

　　“敵后游擊戰(zhàn)實質上是抗日戰(zhàn)爭中規(guī)模最大、持續(xù)最久的一場戰(zhàn)略大會戰(zhàn)。”曲青山這樣評價。

　　精神：用血肉筑成新的長城

　　長城，曾經是天國上朝的堅實壁壘，到了近代，卻以殘破、衰敗的形象，成為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國家形象的縮影。

　　是什么讓長城的形象，發(fā)生根本轉變，成為不屈不撓、追求解放的意象？

　　是什么讓曾經一盤散沙的民族浴火重生、鳳凰涅槃，完成了精神的重塑和再造？

　　永恒的豐碑，記錄下這樣的軌跡：

　　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這些英雄都有個共同的身份：共產黨員。

　　“狼牙山五壯士”“劉老莊連”……這些英雄的群體，都來自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

　　他們，有名的、無名的，和浴血苦戰(zhàn)的無數人一起，共同激發(fā)出一個民族抗爭的血性！

　　毛澤東說：“這個戰(zhàn)爭促進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是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的一切偉大的斗爭沒有一次比得上的。”

　　時光流逝，硝煙遠去，但響徹于烽火歲月的歌聲，傳唱至今。一個民族的精神之魂，必將流傳后世。

　　物質匱乏的延安，是一座精神豐盈的歌詠之城。《黃河大合唱》《游擊隊之歌》《延安頌》《太行山上》等都誕生在延安。無數進步青年唱著源自延安的歌謠來到延安，伏下身子，親吻這片土地。

　　１９４４年，美國記者愛潑斯坦來到延安，采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聽到了延安無所不在的歌聲。他在給妻子邱茉莉信中這樣寫道：“他們代表中國，代表中國的未來。我已經實實在在地深信，延安是中國未來的縮影，在下一個十年里將證明這一點。”

　　啟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這是毛澤東一篇膾炙人口的文章，是為一位因燒炭而犧牲的八路軍戰(zhàn)士張思德而作，題目是《為人民服務》。

　　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巨大的影壁上鐫刻的就是這五個金色大字。

　　時間，記下深刻的對比；歷史，成為最好的鏡鑒。

　　國防大學戰(zhàn)略教研部教授金一南說，中國人民在抵抗外來侵略中表現的深刻的民族覺醒、空前的民族團結、英勇的民族抗爭，是抗日戰(zhàn)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繼續(xù)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關鍵性支撐。

　　７０年后，檢看一頁頁發(fā)黃的檔案，一個問題讓人深思，是什么讓中國共產黨成為抗戰(zhàn)中流砥柱？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民族氣節(jié)，不畏強暴、血戰(zhàn)到底的英雄氣概，百折不撓、堅韌不拔的必勝信念。

　　這是歷史的真實，也是歷史的結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人民對戰(zhàn)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對和平有著孜孜不倦的追求”。

　　當年，一致抗日，在神州大地上產生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力；今天，中國夢，激勵著中國人民向著民族復興偉大目標不斷邁進。（完）（記者肖春飛、劉書云、錢彤、丁錫國、徐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