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隊的那個偏僻荒涼的鄉(xiāng)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訥的農(nóng)民，他們是世界上最淳樸、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對我說：“你是一個不說話的人，看上去腦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書、一份報，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張有字的紙，你就變成另一個人了。”

　　我人生最灰暗的時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1968年，我在上海的中學畢業(yè)后，經(jīng)歷很曲折坎坷，先是在宜興學了半年木匠，嘗到了寄人籬下的滋味，后來到家鄉(xiāng)崇明島上插隊落戶，當年的政策，我這樣的插隊，叫做“投親靠友，回鄉(xiāng)插隊”，那是當時的知青中社會地位最低的、最沒有前途的一種選擇，這是我去了崇明農(nóng)村插隊以后才感受到的。

　　但我必須得到鄉(xiāng)下去，否則我的父母在上海天天要被工作單位批斗，說他們破壞“上山下鄉(xiāng)”的政策。我們那一屆，1968年畢業(yè)的所有學生，無論是初中生、高中生，還是大學生，只有一個選擇——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大學生去了農(nóng)村后還可以安排一份工作，我們這些中學生去后就是要我們一輩子在鄉(xiāng)下當農(nóng)民。我當年也曾報名要去黑龍江，但沒有被組織上批準，因為我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去那“邊境”地區(qū)，我的心情很沮喪，最后只有“回鄉(xiāng)插隊”這條路可走。

　　崇明雖然號稱是上海郊區(qū)，但非常落后，生活極其艱苦。到了島上后，我才知道，這是一種根本沒有出路、沒有前途的生活。我去的那個村莊，住的是草房，點的是油燈，干的是粗活，吃的是雜糧，但這些事情我都能夠忍受，最無法忍受的事情是孤獨和前途的渺茫。我一開始覺得那些農(nóng)民是不理解我的。我本來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到鄉(xiāng)下后就埋頭學著干農(nóng)活，整天流著汗，卻很少與人說話，只感到心灰意冷，晚上就一個人在屋子里對著日記本發(fā)呆。想不到，鄉(xiāng)親們同情我、關(guān)心我、照顧我，讓我出工干輕活，收工后還送吃的東西給我，在生活方面會來主動幫我。但我想的是讀書，要上大學，這是他們無法給我的。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在我插隊的那個偏僻荒涼的鄉(xiāng)村，那些看上去愚昧、木訥的農(nóng)民，他們是世界上最淳樸、最善解人意的。有人對我說：“你是一個不說話的人，看上去腦子好像都有毛病，但只要拿到一本書、一份報，甚至只要是拿到一張有字的紙，你就變成另一個人了。”很快他們就知道，這個從上海來的“知青”最需要的是看書。于是所有農(nóng)民家里，只要是有書的，都翻箱倒柜地找出來送給我。我也沒有想到，那樣一個偏僻的村莊里，1966年8月“破四舊”的火竟然幸運地沒有被延及。農(nóng)民家里居然還藏著很多古舊書。原來我的家鄉(xiāng)盡管很窮困，但有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就是崇尚讀書，崇尚知識。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故事的，早年有幾個鄉(xiāng)賢士紳曾經(jīng)變賣田產(chǎn)來辦學。

　　就這樣，農(nóng)民們送給我很多書，其中有《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紅樓夢》、《西廂記》、《牡丹亭》、《儒林外史》、《聊齋志異》、《臥虎藏龍》、《福爾摩斯探案集》、《初刻拍案驚奇》，還有一套珍貴的《昭明文選》。這實在是不幸中的大幸！于是只要是書，我來者不拒，在我那間小草屋里，除了半屋子燒飯用的柴草，一張破床和一張舊桌子外，其余就是堆得高高的書。這些書為我打開了許多窗口，使我的心靈在廣闊的世界中遨游，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文學的魅力，于是我在昏暗的油燈下，開始了最初的散文習作。

　　大概在我下鄉(xiāng)三四個月以后的一天晚上。那是一個有月光的深秋的夜晚，我的門被人敲響，打開門，看見一位80歲的老太太站在門前，嘴里沒有一顆牙齒，頭上白發(fā)稀疏，眼眶深陷，看上去就像一個幽靈。但我認識她，而且她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新媽媽。她住的地方離我的草屋很遠，要走20分鐘的路程，她是三寸金蓮，裹過腳的。我問她：“新媽媽，你來做什么？”新媽媽不識字，我也去過她家，家徒四壁，只有一張床和做飯的灶，她是不可能有書的。但是那天晚上，她是來給我送書的。她站在門口，也不進來，很麻煩地解開胸襟扣子，拿出一本書，說：“我給你送書來。”我接過新媽媽的書，把她送到河邊，看著她挪動著一雙小腳在月光下走遠，這個情景現(xiàn)在仍在我眼前。回到草屋后，在油燈下打開那本書一看，那是一本沒有封面的1936年的舊黃歷，對我一點用也沒有，但我當時對著這本書，忍不住哭了一場。老太太是把它當寶貝送給我的，她認為這本書對這個上海來的年輕知青會有幫助。一本無用的書，卻讓我感受到人間最美好的同情和關(guān)愛。

　　1976年“文革”結(jié)束后，恢復高考，我考上了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我在上大學之前已經(jīng)發(fā)表了很多詩文，算是個“青年作家”了。記得是讀大一的時候，上海《書訊報》來約稿，讓我寫一寫自己在“文革”期間是怎么讀書的。于是我就寫了一篇短文《荒年，書的饑渴》，寫我在饑荒的歲月中是怎樣尋找書本的。其中我用兩百多字寫了月光下新媽媽給我送書的事，因為一篇短文不可能對此展開描述。發(fā)表以后，我覺得寫得太簡單了，這段感情沒有全部表達出來。文章發(fā)表不久，廣州《羊城晚報》有一位編輯來學校找我約稿，約我寫散文，于是我寫了散文《月光曲》，在這篇文章里，我很真實詳盡地寫了新媽媽送書給我的往事，寫善良的農(nóng)民們對我的幫助。文稿寄出去的第二天，有一位好友來看我，他是一個很有名的詩人，叫冰夫。我們是很好的朋友，經(jīng)常相互念自己的作品給對方聽，然后彼此點評。我把《月光曲》的大致內(nèi)容告訴他，他聽了以后沉吟片刻，對我說：“你這篇文章肯定是失敗的，因為文章里最重要的情節(jié)是一個笑話，是對一個沒有文化的農(nóng)民的諷刺”。我當然是不同意這個觀點的，那是記憶中我最珍貴美好的感情。我和冰夫辯論，他很雄辯，完全把我壓倒。他說：“你應(yīng)該把這個情節(jié)改掉。我知道你還得過一套《昭明太子文選》，你就改成老太太送你《昭明太子文選》，這里不妨設(shè)一個懸念，留一個空白，為什么一個不識字的農(nóng)民會有《昭明太子文選》？你不要去解答，讓讀者自己去想象。”他還建議我引用《昭明文選》中的《月賦》，那是對月光的詩意描繪。我居然被他說服，修改了《月光曲》，把舊黃歷改成了《昭明太子文選》，把修改稿寄到廣州，《羊城晚報》發(fā)表了我的修改稿。

　　《月光曲》發(fā)表后，產(chǎn)生了一點影響，很多讀者說好，盡管修改了這個細節(jié)，但文章的感情總體上還是很真實的。但是我總是有點后悔，覺得這樣修改破壞了我記憶中的那段感情。文章發(fā)表不到半個月，我接連收到兩封信。一封是廈門讀者寄來的，他說：“最近在《羊城晚報》上讀到您的《月光曲》，我很感動。但在這之前我還讀到您的另一篇文章《荒年，書的饑渴》。您在兩篇文章里都寫到這個老太太，但兩個老太太送給您的書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為什么會不一樣。我讀《荒年，書的饑渴》的時候很感動，我猜測，第二篇文章的情節(jié)是否是您虛構(gòu)的？”過了幾天又收到一封信，是上海的讀者寫的，提出了同一個問題。如果說，之前那種后悔是隱隱約約的，收到這兩封信之后，我的后悔變得非常明確。正好冰夫又到我家里來，我把這兩封信給他看，他就笑，說“他們不懂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是什么？創(chuàng)作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對生活的再創(chuàng)造，完全可以虛構(gòu)。”但是這次他再也沒有把我說服。冰夫當然也不會被我說服。我說：“我們誰也說服不了誰，還是請讀者來評判一下吧。”于是我又寫了一篇文章《舊黃歷和<昭明太子文選>》，講了整件事情的經(jīng)過，從當年下鄉(xiāng)插隊新媽媽給我送舊黃歷，到第一篇寫《荒年，書的饑渴》，第二篇寫《月光曲》的來龍去脈，然后請讀者評判是否應(yīng)該修改這個情節(jié)。文章在《解放日報》發(fā)表后，收到很多讀者來信，讀者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一致認為我不應(yīng)該修改這個細節(jié)。有一位讀者在信中說：老太太送給你舊黃歷這個細節(jié)，是整篇文章的畫龍點睛之筆，這一筆修改了，龍變成了瞎子，整篇文章都變得虛假了。

　　我想，這個故事對每一個寫作者可能都應(yīng)該有一點啟發(fā)。這就是巴金先生的名言：“寫自己最熟悉的，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不管是寫什么文體，一定要真實，感情是真實的，情節(jié)也應(yīng)該是真實的，即便虛構(gòu)，也應(yīng)該是在真實的基礎(chǔ)上。如果違背了真實，不會是真正的好文章，虛假和虛偽的文章，不會有生命力。而讀書，也應(yīng)該讀那些說真話、抒真情的好書。

　　（作者系著名作家、上海作協(xié)副主席，本文根據(jù)作者日前在“2015年全民閱讀論壇”上的講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