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獨家解讀：誰是人民日報上的權威人士？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我們這個國家，有為國分憂的傳統(tǒng)。有人通過干事分憂，有人通過說話分憂，有人通過邊干事邊說話分憂。最后這種人，很多都是傳說中的“權威人士”。

　　這個詞今天火了，因為昨天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和二版頭條，專訪了一個叫“權威人士”的人，談當前經濟形勢。這兩天股票堅挺，皆大歡喜，俠客島（ID:xiake_island）當然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知道也不告訴你，不過權威人士是誰，倒可以聊一聊。這個，我們熟。

　　稱謂

　　先稍微普及一下人民日報的歷史。

　　這份中國第一大報，正史記錄中開始自1948年。但1946年，這份報紙就在邯鄲市創(chuàng)刊，報名么，當然是毛澤東親自題寫，雖然不是如今看到的版本。

　　我們的故事要從1946年說起，那也是一個5月，就比今天早一個星期，初夏的延安應當也如今天這樣，草木蔥翠，掩蓋住黃土地些許的蒼涼。那是一篇發(fā)自延安的新華社稿件，議題并不重要，說的是美國權威人士認為，英國已拒絕將太平洋三個英屬島嶼的主權讓給美國。

　　不經意間，這開啟了一個綿延數十年的傳統(tǒng)。從那時起，到昨天止，人民日報上共有1605篇文章提到“權威人士”，這個詞共出現(xiàn)了1770次。首尾相接的這兩次，跨越了國共內戰(zhàn)、新中國成立、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直到今天。

　　簡單說，在這份最高黨報上，權威人士不絕如縷，生生不息。

　　引起島君興奮的是第二次。

　　在那篇叫《中共權威人士 評論目前時局》的新華社稿件中，“中共權威人士”發(fā)表了一段熱情洋溢、態(tài)度堅定的評論，大家感受一下：

　　與全民為敵的蔣介石政府，現(xiàn)在業(yè)已發(fā)現(xiàn)它自己處在全民的包圍中。無論是在軍事戰(zhàn)線上，或者是在政治戰(zhàn)線上，蔣介石政府都打了敗仗；都已被它所宣布為敵人的力量所包圍，并且想不出逃脫的方法。蔣介石賣國集團及其主人美國帝國主義者，錯誤的估計了形勢。他們曾經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過低地估計了人民的力量。他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中國與世界，看成和過去一樣，不許改變任何事物的樣式，不許任何人違背他們的意志。自日本投降以后，他們決定要把中國恢復到過去的舊秩序。經過政治協(xié)商與軍事調處等項欺騙辦法，贏得時間之后，蔣介石賣國政府就調動了二百萬軍隊，實行了全面的進攻。

　　這文風，讓你想起了誰？嗯，沒錯，島君心中的答案跟你是一樣的。而且這不是猜測，在《毛澤東選集》里，你能找到基本相同的表述。此后他幾次作為“權威人士”縱論時局的報道，也同樣能在他的文集里找到。相信你今天很少看到這樣的報道，一大段完整的吐槽，帶有明顯的語氣和自洽的邏輯，2000字一氣呵成，記者做的主要貢獻是加上了一個【新華社陜北三十日電】，以及重復“中共權威人士說”。

　　自此以后，這個“權威人士”多次出鏡。無論痛罵蔣介石還是美國，風格一如既往，吐槽從來高能。即便未必出自毛澤東本人的手筆，也無疑體現(xiàn)著中國最高決策層的意圖，甚至個性與風格。

　　演變

　　分析一種現(xiàn)象，離不開時代。

　　如果翻閱從人民日報創(chuàng)刊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權威人士”的話語，會發(fā)現(xiàn)斗爭的色彩一直比較濃烈。與之相對的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權威人士”的形象要溫和的多。

　　中央黨校的唐愛軍做過一個分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經歷了從“革命”到“建設”的話語體系轉換。簡單來說，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之前是革命話語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革命思維占主導；之后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心轉移后，時代主題和歷史任務都發(fā)生了變化。

　　這兩個話語體系之間的差異，在島君看來，既有用詞的差異，也有詞內涵的變遷。既要注意到改革開放之后人們不再把“時刻不能忘記階級斗爭”掛在嘴邊，也要意識到許多詞本身其實早已今非昔比，比如“權威人士”。

　　理解“權威人士”的這種變化，離不開對這個背景的把握。你會發(fā)現(xiàn)，以改革開放為界，能被冠以“權威人士”的，之前主要是因身份地位的權威性，之后主要是因技能和知識的權威性。

　　不過一個有趣的對比是，革命話語體系中的權威人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比如1948年3月10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就對一個“權威人士”進行了無情的鞭笞，并進行了一番分析：

　　一般相信，這個所謂權威人士，如此熟悉蔣介石匪幫的內情，顯然不是別人，而只能是替南京傀儡在后臺牽線的“權威人士”，很可能就是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在華的第一號代表司徒雷登自己。

　　盡管被罵，但司徒雷登的身份地位也如前分析，的確具備足夠的權威性。

　　后來的呢？隨手一搜今年人民日報上出現(xiàn)過的“權威人士”，大都是諸如“人民網將推出9種外文報道，邀請政界、學界、業(yè)界等權威人士進行在線訪談”，兩相對比，一目了然。

　　在那時光的演變中，“權威人士”逐漸從戰(zhàn)爭談到外交，談到經濟、文化、社會，談到更細致的教育、工業(yè)、媒體，談到更細致的棉花價格、兩國貿易額、圍棋、房價，大多數時候，讀者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他們的名字。從神壇，走到了細分的崗位。從墻上的掛相，到了你的身邊。

　　繼承

　　加上昨天這兩次，今年的人民日報上共出現(xiàn)了6次“權威人士”。再往前數，2014年，14次；2013年，11次；2012年，14次；2011年，18次；2010年，16次；2009年，10次；2008年，8次……

　　這么多次加起來，也沒有昨天這兩次值得解讀。

　　是，這次看上去頗為神秘，新聞的5W要素——何時(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 )——基本不全。何時是近日，何地是“北京電”，何事是點評當前經濟大勢，何因要看網上分析，何人是“權威人士”。人民日報的頭版和二版所有流程的把關者們，顯然對5W理論都了然于心，所以大可不必認為這是失誤。

　　雖然你很少會看到這樣一篇報道，但正因其神秘性，此文卻更為動人。

　　我們不能忘記革命戰(zhàn)爭年代時為何使用“權威人士”。用這個詞，事實上可視為一種斗爭策略。他們出現(xiàn)的基本語境是，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級別領導人來發(fā)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說。

　　如今呢？這兩篇人民日報文章，說白了是在定調子、給信心、找方向。許多網站的解讀大致沒錯，這是在向外界傳遞中共中央對經濟大勢的分析與判斷。

　　為何這樣做？其實文章里說得很清楚，國際上，全球供求格局變化了；國內，進入“三期疊加”階段，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產業(yè)結構調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來、熬不起”。文章里還說，經濟運行中“幾家歡樂幾家愁”。

　　也許你在媒體上會看到，經濟學家、評論員們會用更為尖銳的措辭來形容當前形勢，但所有這些說法，指向的其實是一樣的緊迫感——到了必須有人站出來說經濟形勢的時候了，而且必須是高級別領導。

　　同樣是定調、鼓動，讓人不禁想到4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那次會議的首要議題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一談方略，一談形勢，這兩次的人民日報頭版，完全可以作為互文看待。

　　我們同樣不能忘記的是一種語言風格。出現(xiàn)在人民日報上的絕大多數“權威人士”，語言都是人民日報慣常的風格，不會突出個體特征。但島君前面引用的許多“中共權威人士”的話，可不是這個風格，而是具有非常強的個人色彩，并且一陣見血，落地有聲。

　　這次的兩篇文章，卻讓人看到了一些類似的特質，隨便找?guī)拙洌?/p>

　　經濟增長說到底是為了讓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錢掙”，人民群眾能夠對當前增長態(tài)勢充分理解，這是中國經濟發(fā)展最大的底氣。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東西擺近了看，往往會感覺很大，把它放遠些看，就會顯得很小。

　　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勁頭，有的可能需要兩三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在一定時期內不要說全面收獲，可能早期收獲都見不到。但是，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沒有夕陽產業(yè)，只有夕陽技術”。創(chuàng)新是點燃經濟發(fā)展的新引擎，現(xiàn)在勢頭很好，我們要濃墨重彩做好這篇大文章，激發(fā)全社會擁抱“創(chuàng)時代”。

　　當前經濟風險總體可控，但對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各類風險仍要引起高度警惕，借債還錢，天經地義。

　　毋庸諱言，這是一種“短、實、新”的文風。這種文風，代表了十八大以來，中央對領導干部文風要求的高標準。

　　而這種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重要版面，由不具名的“權威人士”回應社會重大關切的做法，是沿襲自中共歷史上一項悠久的傳統(tǒng)。

　　別問我，他是誰。我只知道，“權威人士”還會被人民日報繼續(xù)使用，在建設而非革命的話語體系之下，在真正需要的情況下。

　　文/司徒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