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只有超越簡單的字詞對應，真正傳達其文化含義，使用外國受眾能夠理解的表達方式，才能達到真正傳播的目的。

　　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游客來源國，中國海外投資超過引入的外資，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構想，牽頭成立亞投行……中國離世界各國人民如此之近，關系如此之深，前所未有。

　　當中國被歷史性地推到世界舞臺中央時，中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處在世界的聚光燈下。這讓中國話語的受眾從過去的少數中國問題專家擴展成散落在世界各地、生活和工作與中國越來越息息相關的各類人員。這固然是好事，但是如何向世界受眾表述好自己卻是個新課題。

　　我們的傳播一直面對的是13億中國人，我們早已經習慣了自己的話語體系。但是如今，世界另外57億人突然間成為了我們潛在的話語受眾。如何讓這些對中國幾乎沒有什么了解的人聽懂我們的話，且能正確全面理解我們的語言體系，這已經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

　　知己知彼，才能主動掌握解說權

　　為了講好中國故事，我們講話要接國際受眾的地氣。我們不論就國內問題還是國際問題發(fā)表看法時，需要想一想，除去13億中國人外，世界上其他57億人能否聽懂。他們的話語體系、思維習慣、表達風格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在大數據和信息化時代，要了解國外的受眾，貼近他們的信息需求，用他們認為通俗易懂和喜聞樂見的語言和方式說明中國，這不是對外國人的遷就和迎合。做得好，可以獲得理解，贏得人心。做得不好，不僅導致誤解，甚至進一步產生各種“威脅論”和“崩潰論”。已經成長為國際人的中國人，必須學會講國際語言，掌握國際話語體系，把13億中國人習以為常的表達方式轉化成57億其他國家人民愿意接受的話語體系。

　　“一帶一路”構想提出以后，得到國際廣泛積極反應，也有不少疑問。沿線國家30多個，人口30多億，宗教、文化、社會制度和發(fā)展水平各不相同，顯然僅僅使用我們耳熟能詳的國內表達方式不足以在國際上解疑釋惑。

　　比如，我們脫口而出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新中國成立以來”，一般外國人就感到很困惑。對于前者，被調查的外國人反問，“什么會議？”如果說“1978年底舉行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改革開放以來”，外國人就容易理解我們要說什么。對于第二個問題，他們的回答五花八門，卻鮮有我們期待的答案。他們認為，既然是新中國，一定離現在很近。于是，有的說是指“千禧年以來的中國”，有的說是“鄧小平的中國”。就連最近常見的“新常態(tài)”一詞，眾多外國人與我們的理解也不一樣。他們的“新常態(tài)”是指金融危機之后，經濟恢復乏力。我們借用了“新常態(tài)”這個詞，但是我們面臨的不是經濟恢復乏力，而是高速增長之后的中高速增長。

　　把好翻譯這道關

　　巨大的文化差異可以通過翻譯來彌補。面對不斷擴大的中國信息受眾，中譯外的翻譯理念和翻譯技巧也需要與時俱進。字對字的翻譯形式上似乎忠實于原文，但未必能幫助外國讀者了解中文原意。翻譯只有超越簡單的字詞對應，真正傳達其文化含義，使用外國受眾能夠理解的表達方式，才能達到真正傳播的目的。在翻譯過程中，不要刻意用外文創(chuàng)造中國特有的話語體系，而是應該避免中式英文，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

　　比如，為了幫助外國受眾了解關于中國的基本概念，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本書中，英譯者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翻譯成“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撰寫中文需要借助副詞，如“大力”、“深入”、“全面”、“不斷”等，這樣各個動詞讀起來才有氣勢。而英文中許多動詞的實意已經具備了足夠的力量，再加副詞，就失去了地道的英文味道。所以，許多地方，譯者為了傳播效果，拿掉了副詞英文讀起來順暢，又絲毫沒有喪失中文原意。

　　可見如何通過翻譯，強化中國話語的國際化，是一個艱巨的政治任務，也是一個嚴肅的專業(yè)學術問題。目前對于“一帶一路”翻譯成英文，各界人士就見仁見智，難以形成一致的表達。這種情況很多，也很正常。

　　在可以預料的時間內，中文很難成為世界第一語言，中國人在國際上打交道，大部分情況下不能指望外國人說中文，而是要中國人說外文。即使一些外國人中文生活用語比較熟練，傳達中國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內涵也還是需要倚重外語。這樣一來，對于中國的發(fā)展和國家形象，翻譯的作用就尤為重要。重視翻譯工作，支持翻譯產業(yè)健康發(fā)展；珍視翻譯人才，加強中外語言專家的合作；以開放的心態(tài)，研究、掌握和運用國際話語體系，都是中國進一步國際化，逐步引領國際話語的重要組成因素。

　　（作者系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