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后余生的一家醫(yī)院醫(yī)生與病人合影

　　本文中所記述的是德國外交部檔案中記錄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內容，是以外交人員為主體的德國人群體對南京大屠殺的觀察、記述和分析，這是有關南京大屠殺歷史另一個角度的證明文本。

　　這些材料作為第三方的冷靜證詞，證明南京大屠殺是無法抹殺的歷史事實。這些材料使用了“亞洲式的”、“中世紀式的野蠻”這類詞匯，并最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殺”這一概念。它的核心價值，是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一手資料，證明了日軍在南京屠殺、奸淫、搶劫、縱火的罪行，在翔實記錄中國平民和放下武器的軍人遭受的苦難的同時，德國人士還注意到了大屠殺對中國人抗戰(zhàn)意志和愛國精神的激發(fā)作用。

　　今天來看這些史料中的觀察，仍然駭人聽聞、令人發(fā)指。

　　德國人士近距離觀察南京大屠殺之時，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已經開始。這些觀察者，有些就是納粹黨員，像拉貝和施佩林，說他們完全不知道納粹在歐洲的暴行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對日軍的暴行加以“中世紀式殘暴”的評語。而且，從現有資料看，德國人在國際上較早使用了“南京大屠殺”（NankingerMassacre）一詞。

　　拉貝的記載

　　拉貝是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所有德國人中，對南京大屠殺做出最詳盡記錄的。《拉貝日記》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部關于南京大屠殺的逐日編年史和百科全書，日軍在南京每一種類型的罪惡幾乎都可以在《拉貝日記》中找到對應的案例。作為國際安全區(qū)主席，他需要關心數十萬難民的生計，需要日本方面哪怕表面性的最低程度的合作。而且，由于天天目擊日軍暴行，或看到有關報告，拉貝感到厭惡，他傾向于刪除安全區(qū)官員報告中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施佩林在報告中提到：“赤身裸體的日本兵趴在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子身上”，拉貝認為這樣的句子應該刪除，所以拉貝對于日軍暴行的記述近乎超人地“平靜”——在他的日記中幾乎看不到形容詞。

　　1937年12月13日，拉貝等將1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安排在司法部大樓里，日軍將其中的400～500名強行拖走殺害。拉貝“被這種做法驚呆了”。第一次的震驚很快被長期的噩夢所取代———日軍將一個中國兵綁在竹床上殺害后扔在拉貝居所附近一直沒有埋葬，在其后6周中，這具尸體成了日軍對拉貝的一個威脅性提示，告訴他12月13日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始。

　　果然，12月17日，拉貝記述道：16日夜僅安全區(qū)就有1000個女性被強奸；12月22日，拉貝記述道：在安全區(qū)的池塘里發(fā)現許多被槍殺的平民的尸體，其中一個池塘就有30具，他們大部分被反綁雙手，有些人脖子上還掛著石塊。下關發(fā)電廠的43名工人被押到江邊槍殺，理由是該廠曾經是國營工廠。由于對下關至燕子磯一帶的大屠殺并不知情，1月3日，拉貝誠實地記述到：有關6萬中國人被俘或被殺的事，他并不知道，他擔心有2000名放下武器的中國兵和數千平民被殺，他祈禱：“但愿就這么多了。”

　　然而，1938年1月7日，他記述道，1個婦女因全家其余17個親人被殺，恍恍惚惚地在街上瘋跑，另一個婦女的父母和3個孩子被殺，她用最后的錢買了棺木，日本人搶走棺木，并給出理由說：中國人不必被收殮。1月25日，他記述道，一個中國人給日本人干了一天的活疲憊地回到家中，妻子端上幾碗稀飯，全家6口就指望著這頓飯，一個日本兵過來，在碗里撒了一泡尿，揚長而去。2月7日，拉貝等在西康路附近的兩個水塘里撈出124具中國人尸體，都被日本人用鐵絲反綁了雙手，他們先被機槍掃射，后被澆上汽油焚燒，因為要節(jié)約汽油，日軍將他們燒得半焦后扔進了水塘。

　　拉貝平靜地說：“人們也許會認為，日本軍隊都是由釋放出來的囚犯組成的，正常的人不會做出這等事來！”他同時為中國人的逆來順受而痛心，但這種痛心也是平靜的：“如果每起強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報復，那么相當一部分占領軍早就被消滅了。”

　　拉貝終于因為無休止的苦難而身心疲憊，他希望脫離南京這個讓人類對自己的同類失去信心的悲劇舞臺。回國前夕，金陵大學難民收容所3000婦女哭喊著包圍了拉貝的汽車，他默默地下了車，徑直步行離開他擔任主席的國際安全區(qū)。

　　乘英國“蜜蜂”號炮艇離開時，他將一位一直隱匿在他家的中國空軍機長偽裝成自己的仆人帶出了南京。

　　羅森的記載

　　羅森在日軍進城前受邀登上南京附近江面上的英國輪船，這使他有機會稍微離開南京城中發(fā)生的暴行遠些。但日軍就在他眼皮底下用特有的方式做了提醒：“（12月12日）上午時分，在我們附近的拖輪和浮船上的日本步兵先是按照他們在陸地和帆船上的習慣殺死了幾個無辜的平民”，接著，羅森和英國官員要求返回南京的要求被拒絕了，“真正的原因是日本不想讓我們看到毫無紀律可言的日本部隊對南京平民百姓奸淫、燒殺和搶掠的可怕景象。”

　　12月21日，羅森乘坐英國軍艦前往上海，經過下關時，羅森“除了見到嚴重的破壞情況外，還見到了好多堆尸體———尸體穿的都是平民衣服”。

　　1938年1月9日，德國駐南京辦事處恢復工作。羅森給德國外交部的第一份正式報告提到，當外交人士提出重返南京后，日軍立即著手清除尸體。但這樣一個在世界近代史上沒有先例的屠殺，規(guī)模實在太大，持續(xù)時間太長，日軍無法完全消滅他們的罪證。羅森說：“日本軍隊放的大火在日軍占領一個多月之后至今還在燃燒，凌辱和強奸婦女和幼女的行為仍在繼續(xù)。日軍在南京這方面的所作所為為自己豎立了恥辱的紀念碑。”

　　婦女遭受的苦難是最令羅森痛苦的：“不斷有婦女被送進美國教會醫(yī)院，直至昨天還是這種情況。這些婦女身心受到嚴重損傷，她們先是遭受輪奸，然后不是被刺刀殺害就是被其他物件打傷。一位婦女的頸部被割開一半，這位不幸的婦女還活著，使威爾遜醫(yī)生也感到吃驚。一位孕婦腹部被刺一刀，腹中的胎兒被刺死。送進醫(yī)院的還有許多被奸污的幼女，她們當中有一個先后被20人輪奸。本月12日我的英國同事、領事普里多·布龍，英國武官洛瓦特·弗雷澤和英國空軍武官溫·沃爾澤在察看英美煙草公司帕森斯先生的住宅時發(fā)現一位中國婦女的尸體，一高爾夫球棒從下部直接插進這位婦女的軀體。每晚都有日本兵沖進設在金陵大學院內的難民營，他們不是把婦女拖走奸污，就是當著其他人的面，包括當著家屬的面滿足他們的罪惡性欲。”

　　日本人攻陷南京后，顯然認為中國必將求和，曾很無顧忌地告訴西方人士一些“秘密”，很不巧，羅森也知道這些“秘密”，并將其寫入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

　　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羅森在英國軍艦“蜜蜂”號上避難，“在這段時間里，日本海軍少將近藤對英國海軍上將（按：應為少將）霍爾特說，南京下游的大揚子島（按：應指八卦洲）上還有3萬中國部隊，必須‘清除’掉。這種‘清除’或許像日本人說的‘肅清’，就是殺害已毫無防衛(wèi)能力的敵人，是違反戰(zhàn)爭人道的最高原則的。除了用機槍大批殺害外，還采用了其他特殊的殺人方式，如在人體上澆汽油，然后點上火。”事實上，從下關到燕子磯的長江沿岸，正是日軍屠殺國民黨徒手官兵的主要場所之一，也是相當數量的遇難者無法精確統(tǒng)計的原因。羅森對八卦洲屠殺的記載，補充了這方面的資料。

　　需要指出的是，羅森在記述南京大屠殺的過程時，體現了與拉貝一樣的嚴謹。當約翰·馬吉拍攝出那部著名的電影紀錄片時，他到實地進行了考察。“我也親自去了現場，察看了最近這個星期日日本一系列‘英雄行為’之一的4個犧牲者。在那里看到一位老人，背著兩把椅子，被一個日本兵毫無顧忌地用槍擊傷。他妹妹在日本人到來時藏在附近，并叫來了兩個熟人。這兩個人利用一扇門、兩個竹竿和一些粗繩捆扎成一副擔架。他們準備把這位受重傷的老人抬走。日本人見狀把這4人全部槍殺：受傷老人、老人的妹妹和兩個抬擔架者。”

　　沙爾芬貝格的記載

　　沙爾芬貝格的風格跟羅森不同，但對日軍暴行的揭露，并不遜于羅森。而隨著日軍暴行的積累，他終于意識到自己其實像日本人的“政治犯”，或者，日本人是貓，而他卻像躲在洞里的老鼠。

　　1938年2月15日，主張在日本軍方的限制下保持忍耐的沙爾芬貝格終于被允許進入中山陵地區(qū)，沿途所見給他上了一課。“我們一直到了游泳池。寶塔附近馬路上美麗的垂柳全被砍光了，幾乎所有的別墅都已燒光。我們無法進入這個地區(qū)，因為到處還有許多零星的尸體，已經發(fā)黑，被狗咬得殘缺不全。”而被尸臭熏染下的南京城，處在非常危險的衛(wèi)生狀況中，“現在天氣變化很大，像今天天氣就很熱，因為尸臭人們都不能上街。”

　　連被“恩準”參觀的中山陵地區(qū)都遺留大量屠殺的證據，顯然不符合日軍要給外國人士留下好印象的要求，清理尸體的工作于是加快了。3月4日，沙爾芬貝格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把尸體從城里運走的工作也在抓緊進行。現在紅卍字協(xié)會已經獲得準許把3萬具尸體埋在下關,每天掩埋600具。尸體用草席包裹，只有兩條腿露在外面，草席包里放有石灰，然后用車運走，埋在萬人墓里，同樣加進了石灰。據說已埋葬了約1萬具尸體。”

　　克勒格爾的記載

　　1937年12月28日，克勒格爾在屠殺高潮期就開車去棲霞山察看日軍在當地的暴行，發(fā)現日軍“以‘殲滅中共士兵’為口號，把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的所有農民不加區(qū)別地槍殺在田里”，但他謙遜地坦承自己“沒有勇氣逞英雄”。

　　克勒格爾的汽車被日軍搶走，仆人被刺刀威脅著開了門，交出了所有的東西。更嚴重的事情是，他的門口在數周時間內一直放著3具尸體。

　　他看到日軍搶劫、殺人、奸淫的暴行：

　　打仗的士兵和因為猛攻而給養(yǎng)不充足的部隊被放進了城內，他們對赤貧的居民和無辜的民眾進行了此前誰也沒有預想過的殘酷的打擊。他們從難民那里搶米，只要是能搶的財產，諸如毛毯、西服、鐘表、手鐲等，只要他們認為值得拿走的東西，都全部搶走。如果被搶者稍加猶豫的話，馬上就被刺刀刺死。很多人成為了這種野蠻行為的犧牲品。

　　犧牲者達到了數千人，殘暴的士兵闖入了難民區(qū)和錯綜復雜的民房。他們的目的是搶奪前面來過的士兵們剩下的東西。現在在城內，免遭入侵、沒有受到粗暴的搜查和搶劫的家庭已經幾乎沒有了。

　　對收容所的搜查根本不加分別，被隨意地重復了很多次，其結果是市民沒有開一槍的情況下，五六千人被槍殺了。為了省去埋葬尸體的麻煩，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河邊被槍殺的。這個數字是保守的估計。

　　另一個令人憂郁的事態(tài)是，對多達幾千名的女性和孩子的虐待與強奸。確實，這種暴力行為在任何軍隊中都有發(fā)生。特別是在遠東。但荒唐的是對于幼小的少女和小孩施加的虐待、砍斷手足等毫無意義的殘酷行為。所有的這些事情都是皇國日本的軍隊在武士道和自古以來的武士精神指引下所做的。

　　日本右翼經常散布一種說法，說將南京燒成廢墟的大火是中國士兵所為。事實上，交通部等少量建筑和城外一些民房是國民黨軍“焦土抗戰(zhàn)”的結果，而作為一個整體，克勒格爾1938年1月下旬的目擊證言是清晰的：

　　從12月20日起，日本人開始系統(tǒng)地燒毀這個城市，直到今天他們成功地燒毀了約1/3，尤其是城南的主要商業(yè)區(qū)，我們領地附近的各商店房屋和居民區(qū)都在其中。燒毀行動現在減弱了一些，就是說，他們現在還只燒毀一些至今沒有見到的和被忽略掉的單個房屋。更有甚者，所有房屋事先都被有計劃地通過組織的隊伍用卡車洗劫一空。

　　施佩林的記載

　　施佩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老兵，參加過青島戰(zhàn)役，在日本當過4年俘虜。因為終日驅趕日軍，救助中國難民，被國際安全區(qū)救濟委員會同仁稱為“會移動的堡壘”。

　　作為國際安全區(qū)650名中國警察的領導，施佩林表示“尊重和敬佩這些中國人，因為我經常看到他們無怨無悔忍辱負重的精神”。由于工作僅限于國際安全區(qū)，施佩林估計日軍殘酷殺害了5000至6000名平民：

　　20萬難民被趕出了自己家庭和房屋，其中有許多婦女抱著嬰兒，他們顫抖著依偎在母親的懷里吸奶。他們只是逃出了一條命，其他一無所有，他們尋求安全和保護。

　　新年第一天，有幾個日本士兵胡作非為。一位年輕漂亮姑娘的母親喊住我，哭著跪下求我?guī)椭Ｎ腋齺淼綕h口路附近的一處房子里，我進屋時看到了下面的情景：一個日本兵脫光衣服壓在一個漂亮姑娘的身上，那個姑娘拼命地哭泣。我氣憤得用各種語言痛罵這小子。這個日本兵把褲子提在手上，轉眼間就匆匆地跑掉了。

　　身處如此令人無法忍受的苦難中，施佩林是少數一直保持高昂情緒的外籍人士之一。他自豪地說，“為了趕走闖入安全區(qū)百姓家里野蠻強奸婦女和姑娘的日本士兵，我被中國平民叫去的次數遠遠超過80次。我趕走他們毫無困難。”

　　但日軍并不會因為施佩林的辛勤工作而停止他們的暴行，即使到1938年的3月，令人無法設身處地想象的暴行仍在持續(xù)，而施佩林也盡了當時最大的可能來拯救中國百姓：

　　德國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著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還有他們的妻子。日本士兵幾乎每天都闖進去，對德國人的財產進行洗劫和破壞，以極其卑鄙的方式強奸他們的妻子，公司代理劉先生的妻子哭泣著喊救命，她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她們跪在地上請求我?guī)椭齻償[脫這些野獸的魔爪。———我把這兩個家庭收容進了我的房子里。

　　陶德曼的記載

　　德國人士的報告，大多經過了陶德曼的中轉簽發(fā)。除了向官方、外界傳播這些駭人聽聞的消息，陶德曼的筆下，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國民性的自然發(fā)展，他說：

　　凄慘的是日本陸軍在南京所作所為。在這里，戰(zhàn)斗的興奮早就已經過去，此時中國士兵像兔子一樣被分批帶出去，然后無情地槍殺了。

　　日軍一旦激怒起來就會做出比其他國民殘酷得多的事情。我想起了我任東京（德國）大使館參事官時發(fā)生的事情。那是關東大地震之后不久的事。為了殺害一個社會主義者領袖的家人，日軍軍官給他們家年幼的孩子們甜東西吃，在孩子們正沉浸在得到東西的喜悅中時，軍官從身后用繩子把他們絞死了。這種亞洲式的殘暴性在中國人民面前完全暴露出來了。在南京，很多平民被槍殺，包括歐洲人的住宅在內的房屋遭到了掠奪，中國女性遭到了強奸。據美國大使說，僅僅從美國傳教士們的家里就有13名中國女性被日軍部隊強行帶走，對歐洲人住宅的掠奪現在仍在持續(xù)著。

　　同樣，陶德曼也注意到了大屠殺對中國國民性的影響：“中國覺醒了。日軍使埋藏在中國人民心中的、之前沒有發(fā)覺的愛國主義萌芽了。日軍試圖樹立獨立政府的所有嘗試，只產生出一種在日軍的刺刀下才會存在的虛像。”

　　這一發(fā)現，在美國人士的觀察中得到印證，《視野》記述道：“即使押往屠場的最后一刻，這些中國人臉上都流露著蔑視與反抗的神色，這也是我可以提供的最大的明證：中國終于成為我們西方人理解的‘愛國’民族。”

　　大屠殺對新型中國國民的型塑作用，是過去長期被忽略的一個層面。陶德曼的觀察發(fā)人深省。

　　(本文作者張生是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