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步入書道，數十年矣，得益于敝省博物館之所藏也。斯館所藏古之法書，數以萬計，實乃可觀。余每閑庭靜坐，觀之品之，一絲一縷，慮于心而悅于目也。然久而久之，似非面對其書，而腦際則浮想其書家之為人也。其為人，雖神采若現(xiàn)，然轉瞬間則又逝矣。視其書乎?見其人乎?余尤欲想見其為人也。想見其為人者，非余意想見諸其為人也，乃余欲想象之中得睹其為人也。太史公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蓋斯意也。

　　余觀古之書法大師之作，每每凝神靜思，未知其神韻所由生也。然清秋濃夏，冬至春來，年年觀之品之，則久而斯意轉矣。斯時又觀其書，皆非書法，乃書家之靈性也。張旭醉后作草，非酒興促其草書而成，乃酒抵御了人生之壓抑，釋放其狂靈，而狂靈一躍，才華頓生，書則入佳境也。夫此靈性，有天生而得之，有后天而成之，此天生而得乃至后天而成之靈性，如同寶鏡，生活之像映入其中，珠光寶氣油然而生矣。

　　古之書家，雖各有自家之風魄，然均有更古之師者得以師焉。此師古之道，亦入之出之之道也。昔懷素得張芝之空靈，魯直又學懷素之豪放;東坡師右軍之飄逸，放翁又學東坡之風度，千古書家，以古人師古者，難以勝道。余之師古，不敢棄古人師古之道，殫精竭慮，少有得耳。余雖駑鈍，然亦步亦趨于先師也。余之行書，遠追“二王”之神韻，復慕覺斯之法度;余之隸書，則竭求《張遷》之古樸，亦好扌為叔之筆意，朝思暮慮，從未敢須臾而疏殆也。余觀其書，猶如文與可之觀竹，觀竹必求竹之入于腦也，而觀書亦必求書之入印于腦也。所謂“與可畫竹時，胸中有成竹。”吾輩作書之時，胸中亦須有古之大師之書意也。如駱駝食草，食腹中之草，而非身外之草，此乃反芻之功也。得此反芻之功，即可謂入而出之者也。人云“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書風”，乃為常理也。古而至今，未有脫卻時代之羈絆者也。然今人每言時代之書風，往往忽視師古之道，而步入歧途也。夫以盛唐論，書家輩出，風格各異，然終未離卻“二王”之書道。故古人師古之道，實乃余學書之真諦也。

　　（作者系第七、八、九、十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xié)常委，著名書法家，書畫鑒定家。現(xiàn)任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書協(xié)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