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宣告無罪后，涉及該案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相關人員如何追責，何時追責？昨日，內蒙古自治區(qū)高院新聞發(fā)言人李生晨稱，對于呼格案，自治區(qū)黨委高度重視，已經責成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就錯案責任問題進行調查。追責過程中，總的原則是：實事求是，有責必究，有錯必罰。

　　據(jù)媒體報道，內蒙古自治區(qū)公安廳紀委確認，內蒙古公安廳已在本月初組成由副廳長張有恩擔任領導的調查組，開始依法調查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當年所有參與辦案的警員。

　　昨日下午，內蒙古高院黨組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呼格吉勒圖案件宣判后錯案責任追究問題。會議決定成立由院長胡毅峰，常務副院長趙建平，紀檢組長火亮以及有關部門人員參加的調查組，從即日起調查內蒙古法院系統(tǒng)內對呼格案錯判負有責任的人員。

　　內蒙古高院常務副院長趙建平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呼格案相關追責程序已經啟動，對于法院系統(tǒng)來說，內蒙古高院將首先對該案涉及的法院人員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后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在追責過程中，不存在選擇性追責，涉及的相關人員如果確有問題，都會予以追責。

　　在回應新京報記者的“呼格案辦案如存在刑訊逼供是否會追究刑責”問題時，李生晨稱，存不存在刑訊逼供、存不存在違法辦案，需要經過有關部門的專門調查才能下結論，應以調查結論為準。

　　■ 專家分析

　　責任人員可免職、追究刑責

　　對于呼格案的再審宣判，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院長宋英輝稱，呼格案是在當時“嚴打”的特定時期發(fā)生的。但無論是強化打擊力度還是其他的原因，辦錯案都不能成為推卸責任的借口，打擊犯罪不能突破法律底線。辦案過程中，按照法律程序嚴格審查判斷證據(jù)，正確適用法律，這在任何時期都是必須堅持的。

　　針對呼格案宣判無罪的后續(xù)追責問題，宋英輝認為，目前呼格案的追責程序已經啟動。首先內蒙古將對當年辦案的公安、檢察院、法院的相關人員進行調查。如果在調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辦案人員確實存在事實認定、證據(jù)認定、適用法律錯誤的方面，應該予以追責。如果在調查中沒有發(fā)現(xiàn)辦案人員存在上述問題，可以免于追責。呼格案本身比較復雜，在當年的辦案中，有一些證據(jù)是可以互相佐證的，但主要證據(jù)出現(xiàn)了互相矛盾的問題，所以調查中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對于追責的具體措施，宋英輝表示，追責具體的處理應根據(jù)案件相關人員的具體行為，可以通過降級、免職甚至追究刑事責任來最終處理。

　　■ 縱深

　　48小時招供 61天執(zhí)行死刑

　　1996年正值第二次“嚴打”，“4·9”案發(fā)生后，警方48小時便“偵破”此案，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疑犯。案發(fā)61天后，法院判決呼格吉勒圖死刑并立即執(zhí)行。

　　簡單交談鎖定報案人為疑犯

　　負責偵查此案的是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qū)公安分局。

　　呼格吉勒圖和同事閆峰是女尸案的報案人。在案件偵辦過程中，當時主管刑偵的副局長馮志明和報案的兩人簡單交談了幾句，便認定呼格吉勒圖是此案的嫌疑人。

　　“4·9”案在最初的審訊階段并不順利。

　　“當時鄭局長身上的壓力非常大”，鄭潤民時任新城區(qū)公安分局局長，案發(fā)地屬新城區(qū)轄區(qū)。一位不愿具名的警察告訴新京報記者，“公廁女尸案”發(fā)生前不久，鄭潤民剛剛履新。“案子最初遲遲沒有進展，鄭局長大發(fā)雷霆，逮住負責的民警就是一頓臭罵：你們啥球都弄不成！”

　　呼市公安局長三點指示審訊“突破”

　　為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局長王智到新城區(qū)公安分局聽取了案件進展情況。

　　根據(jù)當?shù)孛襟w1996年4月20日對呼格吉勒圖一案的報道，王智對此案作了三點特別指示：一、對呼格吉勒圖的痕印進行理化檢驗，從中找出證據(jù)。二、展開一個全面的、間接的包圍圈，從間接證據(jù)，形成一個完整的鎖鏈，讓呼格吉勒圖丟掉僥幸心理。三、注意審訊環(huán)節(jié)，從供詞中找出破綻，抓住不放，一追到底。

　　王智的指示為“4·9”案的審訊帶來了轉機——案發(fā)48小時后，呼格吉勒圖給出了有罪的“供詞”，“交代”了大量作案細節(jié)。

　　根據(jù)《“4·9”女尸案偵破記》，為了證實呼格吉勒圖交代的真實性，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區(qū)分局刑警隊技術室對呼格吉勒圖的指縫污垢采樣，進行理化檢驗，并證明和呼格吉勒圖指縫余留血樣是完全吻合的。至此，新城區(qū)分局得出結論：殺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勒圖。

　　趙志紅專案組組長赫峰介紹，相關記錄顯示，技術人員曾從受害人的體內提取過兇手的精斑。然而，這一關鍵物證當年未做DNA鑒定。他分析，一是因為當時內蒙古沒有條件做；其二就是太自信，“覺得這個案子沒有這個證據(jù)也能定罪”。

　　呼格訊問筆錄現(xiàn)誘供痕跡

　　據(jù)和呼格吉勒圖一同接受警方審訊的閆峰回憶，案發(fā)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出公安局時，透過門縫看見呼格吉勒圖蹲在地上、手被反銬在屋內的暖氣管上，頭上戴著一頂摩托車頭盔(防止自殘)，面色發(fā)黑。

　　但據(jù)媒體報道，在一份筆錄中，呼格吉勒圖數(shù)次表示:“今天我說的全是實話，最開始在公安局講的也是實話……后來，公安局的人非要讓我按照他們的話說，還不讓我解手……他們說只要我說了是我殺了人，就可以讓我去尿尿……他們還說那個女子其實沒有死，說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

　　在敘述“當晚自己的犯罪事實”時，呼格吉勒圖做了如下陳述:“我當晚叫上閆峰到廁所看，是為了看看那個女子是不是已經死了……后來我知道，她其實已經死了，就趕快跑開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沒有辦法之后……猜的、估計的……我沒有掐過那個女人……”

　　據(jù)媒體報道稱，筆錄顯示，訊問人對呼格吉勒圖使用了“你胡說”等語言。

　　判定呼格吉勒圖有罪時，正值我國第二次實施“嚴打”——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

　　呼格吉勒圖供認后，按照“嚴打”“從重從快”的要求，隨后有關的逮捕、起訴、一審、二審等環(huán)節(jié)均快速完成，包括執(zhí)行死刑在內，兩個月時間走完所有法律程序。

　　《“4·9”女尸案偵破記》節(jié)選

　　馮志明副局長和報案人簡單地交談了幾句之后，他的心扉像打開了一扇窗戶，心情豁然開朗了。

　　按常規(guī)，一個公廁內有具女尸，被進廁所的人發(fā)現(xiàn)，也許并不為奇。問題是誰發(fā)現(xiàn)的？誰先報的案？而眼前這兩個男的怎么會知道女廁內有女尸？

　　馮副局長、劉旭隊長等分局領導，會意地將目光一齊掃向還在自鳴得意的兩個男報案人，心里說，你倆演的戲該收場了。

　　……

　　王智局長的指示，極大地鼓舞了分局的同志們，在他們認真貫徹領導意圖的情況下，審訊很快便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扭轉。

　　……

　　這供詞是熬了48小時之后才獲得的。為了證實呼格吉勒圖交代的真實性，由分局刑警隊技術室對他的指縫污垢采樣，進行理化檢驗。市公安局技術室和內蒙古公安廳進行了嚴格科學的鑒定。最后證明和呼格吉勒圖指縫余留血樣是完全吻合的。殺人罪犯就是呼格吉勒圖。

　　(摘自1996年4月20日《呼和浩特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