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愛打橋牌：輸了鉆桌子是沒有的事

　　鄧小平打橋牌

　　當時打牌一般都在北京養(yǎng)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lǐng)導(dǎo)根據(jù)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nèi)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xí)慣稱之為“養(yǎng)蜂夾道”。

　　小平同志鐘愛橋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他一生和很多人打過橋牌，但相對固定、經(jīng)常一起打牌的搭檔不多，早年一起打得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張致祥，后來比較穩(wěn)定的搭檔是王漢斌、丁關(guān)根和王大明(本文作者)。知道這個的人也不少。近年來有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的寫得不錯，但也有的很不嚴肅，甚至是胡編亂造，比如說打牌時牌友們故意讓著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打輸了鉆桌子。

　　王大明曾和小平同志警衛(wèi)秘書張寶忠專門談起這事，兩個人都感嘆，文章怎么能這樣寫呢？老爺子打牌哪鉆過桌子啊！實在是太過分了。本文作者以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為我們講述了這位可敬、可親的牌友鄧小平。“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橋牌是一項高級撲克游戲，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風(fēng)靡世界的體育運動。不過，新中國成立前打橋牌的人很少，據(jù)我了解，僅僅局限于高級知識分子當中，比如大學(xué)教授、記者、醫(yī)生、工程師。我是新中國成立前在北平上學(xué)的時候?qū)W會打橋牌的，主要是從事地下工作的時候用來做掩護。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有幾個同事，包括王漢斌，也喜歡打橋牌。他們是在西南聯(lián)大讀書的時候?qū)W會的。小平同志是什么時候?qū)W會打橋牌的，他從來沒有講過，我也說不太準，聽說是1952年他擔(dān)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時候，在四川內(nèi)江遇到一位朋友教會了他打橋牌。而此前，比如渡江戰(zhàn)役的時候，小平同志也經(jīng)常打牌，不過打的還不是橋牌，是“打百分”之類的。

　　1961年小平同志到北京順義農(nóng)村調(diào)查，休息的時候想玩一玩，就讓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和他打橋牌，劉仁就找了王漢斌，王漢斌就約我一起去。一見面小平同志就問我們的名字，然后就說王漢斌干脆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以后長期就這么叫了。接著我們就坐下來開始打牌我當時就是個北京市委的中層干部，覺得這么大的領(lǐng)導(dǎo)，年紀也挺大的，開始有點兒緊張，可是打著打著就不緊張了。

　　據(jù)我知道，在這之前，小平同志1959年曾摔了一跤，腿斷了，沒有別的活動就打橋牌。小平同志打橋牌固定的對家是當時對外文化聯(lián)絡(luò)委員會的主任張致祥，陪他比較多的是萬里、吳晗。王漢斌和我去了之后，小平同志就老找我們，開始的時候他的對家還是張致祥。我們跟張致祥也打了一段時間。

　　后來，鐵道部部長呂正操推薦了當時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guān)根，說他橋牌水平較高。小平同志把他找來，一打，果然如此，所以后來小平同志比較固定的對家是丁關(guān)根。

　　如果來的人不齊，我和王漢斌也跟小平同志打過對家。為了人多一點好輪換，后來又陸續(xù)地吸收了北京市委的一些人，但是比我們?nèi)サ拇螖?shù)都少得多。或者我們有事，或者人不夠的時候他們上過場。小平同志牌技是很高的，所以我估計他不太愿意跟牌技差的人打。另外，固定的搭檔比較熟了，所以小平同志也愿意我們經(jīng)常去。周總理給我支招，說的都是內(nèi)行話當時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養(yǎng)蜂夾道俱樂部。這個俱樂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書記處的領(lǐng)導(dǎo)根據(jù)大家的意見提議建立的，為黨內(nèi)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的領(lǐng)導(dǎo)干部提供一個休息、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xí)慣稱它為“養(yǎng)蜂夾道”。

　　當時在養(yǎng)蜂夾道看打橋牌的領(lǐng)導(dǎo)干部不少，我們戲稱為“歪脖子”。有一些人還很上癮，本來我都不怎么認識，后來熟了，我記得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看的時間特別長，一直陪著我們。還有一次，我們正打著呢，周恩來總理來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總理就站在我后頭，還給我支招，他說的都是內(nèi)行話，說明他也是會打橋牌的。

　　打牌的時間大體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002291，股吧)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002291，股吧)晚上一般是7點開始打到夜里3點。星期天一般是從下午3點打到夜里3點。那個時候小平同志身體特別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們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頓晚飯，吃完飯就又坐下來接著打。當時打牌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說，到了早上還要按時上班。幸虧那時候年輕力壯還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東北視察，吳晗、張明義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參觀，我們跟著他參觀，晚上陪他打牌。楊尚昆對小平同志開玩笑說，別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這三個都帶來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還曾找吳晗、王漢斌和我一起打牌，說明小平同志當時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內(nèi)幕。我當時認為“文化大革命”跟我們這些人沒關(guān)系，如果真要批判吳晗，小平同志怎么還會找他來打牌呢？我完全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吳晗會被整得那么慘。

　　對比賽挺認真的小平同志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復(fù)出，但我們沒敢和他聯(lián)系。“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叫我們交代陰謀，說我們不是打撲克，我們是“裴多菲俱樂部”。我們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狀。當時曾在養(yǎng)蜂夾道俱樂部旁觀我們打牌的領(lǐng)導(dǎo)，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關(guān)的專案組都找我談過話，問我在養(yǎng)蜂夾道商量過什么“陰謀”，我說就是打牌，沒說過別的事。專案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說我不老實。后來我們開玩笑說，俱樂部的主任是萬里，鄧小平是名譽主任。鄧小平當時也沒找我們，估計那個時候他也沒找過其他人打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他的罪狀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樂部”這一條。粉碎“四人幫”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復(fù)出。

　　有一次，我跟王漢斌商議覺得，小平同志這次出來我們應(yīng)該去看看他，我們又跟丁關(guān)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給張寶忠打了電話，說我們想去看看老爺子。

　　很快，張寶忠就通知我們?nèi)バ∑酵炯依铩５搅诵∑酵炯遥覀兾瘴帐郑形覀兇笸酢⒍酰Ω吲d的，說了幾句話后就開始打牌。從此就又持續(xù)下來，每個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雖然年紀大了，但精力還是很充沛，頭腦清醒，打起牌來仍然很有興致。打牌的時間一般還是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星期日，開始的時間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是晚上7點，星期日是下午3點，結(jié)束的時間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點，一般是到凌晨1點，稍微早一點結(jié)束，也得過了12點。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體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點就結(jié)束了。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話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時，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話題時，他往往會笑，表情非常豐富。

　　從1984年開始，中國橋牌協(xié)會曾經(jīng)專門為小平同志設(shè)立了一個名叫“健康與運籌杯”的老同志橋牌賽，小平同志挺愿意參加的。比賽是“復(fù)式賽”，每隊上場的是四個人，規(guī)定這四個人的年齡加在一塊必須夠兩百歲，四個人當中還必須得有領(lǐng)導(dǎo)干部。因為國際上橋牌比賽是六個人一隊，有兩個人是后備的，所以有時候鄧楠、鄧樸方也參加。我們拿了第一屆冠軍。

　　當時還有一個隊，四名主力分別是胡耀邦、萬里、聶衛(wèi)平和榮高棠的兒子榮樂弟，他們水平也不錯，第一屆的時候好像拿的是亞軍。后來，比賽組委會就固定我們這兩個隊算種子隊，選拔賽就不用參加了。選拔賽的前兩名再加上我們這兩個隊，四個隊爭奪冠亞軍。小平同志對比賽挺認真，“健康與運籌杯”一共舉辦了十屆，我們拿了九次冠軍。有一次是胡耀邦他們拿了冠軍，我們是亞軍，小平同志挺不服氣的，不過那一次確實是我們沒有打好。冠軍獎杯是流動的，哪個隊拿了冠軍就放在哪個隊。我們拿了冠軍，就把獎杯擱在小平同志屋里頭，他是很高興的。

　　小平同志逝世以后，這項比賽就停辦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有規(guī)律，晚上時間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電影，星期三、星期六(002291，股吧)、星期日打橋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將。打麻將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橋牌就約我們這些牌友。據(jù)小平同志家里人說，他比較喜歡的還是打橋牌。

　　我們最后一次打牌大約是1994年國慶節(jié)，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點兒，他要去看煙花。從那以后就沒有再通知我們?nèi)ゴ蚺屏恕Ｄ谴未蚺疲^腦還是很清楚的，盡管他手有點兒抖，拿牌拿得比較慢。鄧楠在后頭幫著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還是他做主，他說一聲叫一個草花，要好了鄧楠就給他重復(fù)一聲。他對每一副牌打得還是很認真，很有興趣的樣子。

　　聽他的家人說，到后來身體很不行的時候，他還老想著打橋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在我接觸的領(lǐng)導(dǎo)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橋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風(fēng)好，非常守時。

　　現(xiàn)在世界上橋牌的叫法很多，比較流行的有兩種，一種叫精確叫牌法，一種叫自然叫牌法。具體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規(guī)矩。我們和小平同志開始打牌的時候，叫法還不是那么系統(tǒng)、規(guī)范，我們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設(shè)計的，基本上精確，但是比較簡單，其中好多復(fù)雜的問叫，有時候就根據(jù)經(jīng)驗判斷。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別的細，叫牌很精確，但有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太精確了也有缺點，因為你不管怎么精確計算也不可能完全準確，有時候反倒還不如我們憑經(jīng)驗打牌。總的來說，我們是憑經(jīng)驗打娛樂橋牌。小平同志打牌守得緊、攻得狠、打得穩(wěn)，無論領(lǐng)先還是落后，都很有風(fēng)度。打牌中，他總是注意在不成局的牌上節(jié)約時間，而在成局、滿貫或難度較大的牌上多花一點時間和精力。

　　他還喜歡險中求勝，對手有時沒叫，他抓住這個特點，動不動就加番——通常是叫加倍，可小平同志總是用四川話叫加番，大家也就跟著這么叫。自始至終，他精力都很充沛，打得很用心，很講技巧。再加上他跟我們在一起打的時間比較長，打熟練了。

　　小平同志把打牌和工作分得很清楚，打牌就是打牌，不談工作，也不談國事、家事。我們在一塊談牌技，這個牌應(yīng)該怎么叫，怎么打更合適，這些可以隨便談。有時小平同志也開開玩笑，活躍一下氣氛。但別的，都不談。

　　在這方面，我們都很守紀律，個人問題絕不對小平同志談，也不趁機反映什么事情。只有一次，大概是1970年代末，我實在是憋不住了，在飯桌上說北京市委冤案應(yīng)該給予平反。小平同志沒有吭聲。那個時候“兩個凡是”盛行，我們還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能夠和小平同志做幾十年牌友，得到他的信任，我們的謹慎、守紀律，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

　　小平同志平等待人，這是我感受最深的。打牌的時候是很平等的。大家在一起，沒有什么官大官小之分，也沒有說我一定要聽你的。打牌就是打牌，可以是對手，也可以是隊友。如果和他打?qū)遥页鲥e牌了，他會毫不客氣地“指責(zé)”；他出錯了，我也敢說他：你的牌出錯了，如何打更好。我說的不一定對，但他不在乎，覺得你說得對會點點頭，覺得你說得不對會反過來說你。所以和他打牌，我們沒有什么壓力，是一種愉快的享受。有這種平等感覺真是不容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和小平同志的差距太大了，他當時是總書記，而我只是一個處長。主席曾經(jīng)講，領(lǐng)導(dǎo)和下屬常常是一種貓鼠關(guān)系。小平同志和我們之間非常平等，顯然不是這樣。

　　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小平同志是一位偉人。在我的心目中，他既是一位偉人，同時又是一位慈祥和智慧的長者。和他在一起，沒有疏離感，也不讓人害怕，可敬而且可親。我至今都在懷念他。

　　附注：王大明，原北京市政協(xié)主席、全國政協(xié)常委。1953年調(diào)北京市委政研室工作后與時任政研室主任的王漢斌(后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工作之余合作玩橋牌，并且搭檔長達幾十年，被橋牌界稱為“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