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是揚州學派的領軍人物，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重臣，“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被尊為一代文宗。阮元在訓詁之學、校勘之學、目錄之學、典章制度之學、史學、金石之學、術數(shù)之學、文章之學、性道之學、掌故之學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獻的整理、匯輯、編撰、刊刻，成績斐然。其生平所著之書，根據(jù)一些常見書目統(tǒng)計，約在三十種以上，也因此，阮元對書學的貢獻及其在書法上的成就，反倒為他的學術盛名所掩蓋，今僅就阮元對書法的貢獻以及他的書法藝術簡述一二。   

    首倡南北書派論，影響深遠

　　阮元首先提出了“南北書派”的概念，并力推碑學，先后撰寫了《南北書派論》、《北碑南貼論》兩作，在中國書法理論研究史上，阮元占據(jù)了極其重要的一席之地。

　　從書法審美上講，如果說帖派書法屬于“優(yōu)美”風格的話，碑派書法則屬于一種“壯美”的風格，碑派書風追求的是一種質樸之美、剛健之美、雄強豪放之美。阮元首倡南北書派論，把妍美瀟灑的古代墨跡歸為南派“帖學”，把古拙、樸厚、粗獷的碑刻納入北派“碑學”范疇。清代歷260余載，在中國書法史上是書道中興的朝代。帖學至乾隆時期達到極盛，出現(xiàn)一批取法帖學的大家，如乾隆、嘉慶年間的劉墉。至清中期，古代的吉書、貞石、碑版大量出土，興起了金石學，當時，鄧石如開創(chuàng)了碑學之宗，自阮元倡為南北書派論，包世臣繼起提倡北碑，因之崇碑之風一時大盛。世并以碑學為北派，帖學為南派。碑學是借帖學的衰微之機而乘勢發(fā)展起來的。縱觀有清一代，書法由繼承、變革到創(chuàng)新，其成就可與漢唐并駕，出現(xiàn)了一批造詣卓著的書法大家，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阮元在書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無疑使其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

    金石考據(jù)造詣高深

　　阮元金石考據(jù)方面的造詣決不亞于經學，著述豐盛，并伴隨他近60年的為官生涯。在任云貴總督期間，60多歲的阮元，有了一個在中國書法史上不得不記載的重大發(fā)現(xiàn)，在云南陸涼訪得《爨龍顏碑》。其跋云：“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是年前后，為金陵甘氏作《永和右軍磚拓本跋》，由滇寄還，否定《蘭亭》為王羲之所書的可能性，并否定古來被認為規(guī)范的王羲之法帖的價值，轉而認為北朝碑刻真正秉承古法，對后世影響甚大。　

    諸體皆擅的多產書法家

　　阮元不僅是一位造詣高深的書法理論家，也是一位諸體皆擅的多產書法家。阮元5歲從母學字，6歲進私塾就學，天分極高，其書法在清代極負盛名，以行草、隸書居多。阮元的行草多清勁，似非“金石之氣”，其實是“帖中有碑、碑中有帖”。他的書法形式也是豐富多彩，對聯(lián)、扇面、中堂、題跋等等，小者如蠅頭、大者如斗，但都平和淳厚。阮元在任云貴總督時，曾在許多具有天然圖畫的各色大理石上題識，后來編《石畫記》一書，書有刻本傳世。筆者曾見過介紹《石畫記》一書的底稿，其大小不一，達一百多張，大者如一頁稿紙，小者僅火柴盒大小，紙張質量也是不一，可見是阮元靈感所至，隨手寫來。以行書為主，也有隸書、篆書、楷書，反映了阮元的多種書風。

　　阮元在任浙江巡撫期間，曾書寫隸書《大禹陵廟碑》。如今，在揚州公道橋舊里阮氏宗祠，有阮元親書的三副楹聯(lián)，一為“魯浙試文章，杜絕院棚關節(jié)。江湖種蘆稻，籌開祭贍章程”；二為“文秉樞衡，武承嗣蔭”；三為“恩傳三錫，家衍千名”。嘉慶九年(甲子)九月，阮元在揚州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建阮氏家廟，書《揚州阮氏家廟碑》，同年九月，作《嘉禾圖跋》。縱觀阮元的書法無不是他的精神、氣質、學識、人品和學養(yǎng)的真實反映，他的書法作品，送朋友則充滿惺惺之情，送學生則充滿愛護與期望，為先人書寫墓志重真情與孝道，考據(jù)題跋，嚴謹而又生動。蘇東坡云“古之論書法者，兼論其生平，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

　　今天阮元的藝術成就已越來越得到社會與有識之士的重視，作為他的后人，我深感自豪。我想我們在研讀阮元的書法作品與書論典籍的同時，更應該銘記他治學的嚴謹、為官的清正、對社會的擔當，這也是我們應該代代傳承的民族品質和用心守護的精神家園。